资源推荐|关键矿产博弈、能源转型与资源国战略

　　导语：关键矿产作为清洁能源转型的核心物质基础，其供应链安全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焦点。美西方凭借出口管制、联盟排他等手段加剧资源争夺，推动全球矿产供应链加速重构；与此同时，能源转型对锂、镍、钴、稀土等关键矿产的爆发式需求进一步激化了供需矛盾与地缘竞争，而资源富集国则通过强化资源主权、推动产业链升级等策略在全球治理中争取更大话语权。三者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共同塑造着当前全球矿产治理的新格局。

　　鉴于此，从大国博弈、能源转型与资源国战略三个维度精选“一带一路”数据库中相关报告，助力用户深入把握这一复杂态势。

一、 大国博弈与关键矿产竞争

1. “去中国化”的稀土供应链初露端倪

　　随着全球关键矿产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发达经济体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资源控制，而是试图打造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以掌握产业主导权。由于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去中国化”成为发达经济体稀土政策调整的核心内容。

　　无论是对中国稀土产品采取不公平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还是组建排他性的关键矿产联盟，都表明发达经济体正在试图引导全球稀土供应链调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矿产资源多边合作体系正在动摇，发达经济体试图以“阵营化”的矿产供应链取而代之，这将对全球稀土的稳定供应产生不利影响。

摘自《世界主要经济体稀土政策动向及成效》，选自《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

2. 格陵兰的角色反映了资源开发、气候治理与地缘政治博弈的交织

　　稀土资源是格陵兰最具战略意义的矿产之一。仅科瓦内尔菲尔德（Kvanefjeld）地区稀土储量即达6.19亿吨，全球排名第二。这类金属广泛应用于电子、清洁能源与军事装备领域，是现代工业体系的核心原材料。丹麦政府2024年《北极战略白皮书》指出，稀土开发将重塑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格局。格陵兰稀土矿床主要分布于西南部与南部，涵盖碳酸岩型、碱性岩型等多种类型，开发潜力巨大。然而，其开发进程受政治、环境与社会因素多重制约：2021年“因纽特人共同体”党（Inuit Ataqatigiit）执政后，以环境保护与社区权益为由推动议会通过立法，禁止铀矿开采并暂停全球最大稀土矿之一库安内苏伊特（Kuannersuit）矿的开发。尽管稀土开发被视为格陵兰实现经济自足、摆脱对丹麦财政依赖及推动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但其脆弱的生态系统与当地居民的环境担忧仍构成主要阻力。

摘自《格陵兰北极战略转型与中丹北极合作路径研究》，选自《北极地区发展报告（2024～202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

3. 美西方联合出口管制的发展动向

　　当今全球供应链多链并行成为常态，国际合作区域化特征明显，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相互依赖，单独依靠某个国家的出口管制政策不仅难以完全切断其他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反而可能对本国的贸易利益造成损害。2015年与2018年，美国均采取了出口管制政策以限制无人机对特定国家的出口，结果不仅收效甚微还使得中国和以色列生产的无人机主导了全球市场。因此，美国对中国在高度复杂且相互渗透的高科技领域采取的单边出口管制措施，亟须寻求其盟友国家的配合。当前美国不仅通过国际出口管制体系将其国内的单边出口管制措施推向多边化，而且不断利用其国际优势地位迫使其他国家靠近自身立场，通过所谓“俱乐部”方式共同执行对中国特定产业领域的管控，以达到限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摘自《美西方联合出口管制发展动向及对策研究》，选自《涉外法治论丛（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

4. 加拿大与欧盟关键矿产合作伙伴关系面临不确定的挑战

　　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命令，对从加拿大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并对能源和资源类产品征收10%的关税，其中包括铀等关键矿物。这对美加之间的能源贸易关系产生巨大影响，一直以来，美加是彼此重要的进出口伙伴。上述举动也使加拿大不得不对外寻求合作。

　　在战略性资源领域争夺日趋激烈的今天，加拿大与欧盟关键矿产合作伙伴关系仍面临不确定的挑战。一方面，欧盟对金属和矿物的需求巨大，尽管新一届欧盟领导层承诺“在扩展到其他原材料领域之前，为关键矿产建立战略自主权”，并认为欧洲几乎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但不得忽视的是，欧洲消耗着全球约1/4的原材料，但产量却仅占全球总量的3%，欧洲严重依赖从少数国家进口的事实并未改变。另一方面，延宕至今的俄乌冲突加速了世界地缘政治版图变革，也深刻影响着全球矿产资源供需与贸易格局，各国对于关键矿产的掌控出现收缩趋势，资源供应的市场化形势更是不复存在，这进而引发了无形的资源损耗与失衡状况。在大国竞争局势复杂化、地缘政治碎片化的背景下，代表成员国多元利益和多层治理架构下的欧盟，能否与加拿大成为真正“伙伴”，仍需持续关注。

摘自《加拿大与欧盟关键矿产合作伙伴关系：动因与进展》，选自《加拿大发展报告（202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

二、 能源转型与关键矿产需求

1. 金砖十国在新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方面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潮流

　　2023年，金砖十国的新能源生产量达到4968.57太瓦时，新能源消费量达到了46.80艾焦。这一趋势表明金砖十国正逐步扩大其在全球新能源市场中的份额，从而在全球新能源领域发挥更加重要和积极的影响。2023年金砖十国新能源生产量占全球新能源生产总量的42.37%，占“全球南方+”新能源生产总量的比例高达74.75%。中国、巴西及印度作为新能源生产的主力军，凭借其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先进的技术和庞大的市场规模，不断推动全球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在新能源消费领域，金砖十国同样展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和巨大的市场潜力。2023年，金砖十国新能源消费量占全球新能源消费总量的42.52%，占“全球南方+”新能源消费总量的74.74%。

摘自《金砖十国能源资源潜力及地位》，选自《金砖国家能源资源与合作前景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2. 能源转型与关键矿产地缘政治

　　伴随各国能源转型和新能源产业进展，关键矿产资源的全球供应将逐步紧张。据IEA估算，在当前政策场景下，至2040年，全球关键矿产资源需求将是2020年水平的两倍，而在实现2050年全球净零排放场景下，资源需求将涨至6倍。而且稀有金属等矿产资源多为伴生矿，其自身开采周期长，由此导致产能扩大滞后于需求增长的状况。目前，中国企业在锂、镍、钴等矿产资源精炼能力上具有一定优势，并通过与海外矿源签订长期合同、入股当地采矿企业等途径稳定国际原材料供应链。但随着美欧发达经济体加快制定升级关键矿产资源战略，并呈现出以地缘政治而非自由贸易逻辑建立排他性矿产资源同盟趋势，未来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的政策风险将进一步提升。

摘自《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下的关键矿产安全》，选自《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2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

3. 关键矿产供应链泛政治化

　　当下全球能源转型引发各国对锂、镍、稀土等关键矿产的争夺，美国和其盟友明显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推动全球矿产供应链“去中国化”。美欧通过组建“矿产安全伙伴”等小圈子，试图排挤中国企业，构建基于意识形态的原料供应体系。这种泛政治化趋势使中国在周边推进能源资源合作面临外部掣肘：一方面，西方施压一些资源国限制对华合作或提高准入门槛；另一方面，新技术封锁和出口管制增加了合作难度。中国企业对外获取关键矿产面临更多地缘政治风险，需要应对来自第三方的复杂博弈，合作的不确定性上升。

摘自《上海同周边国家能源资源合作助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选自《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202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

三、 资源国战略与全球矿产治理

1. 塑造未来：非洲战略自主性提升的新动向

　　在纠正历史不公的同时，非洲也竭尽可能地避免陷入未来不公，尤其是在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历史性进程中。例如，有观察家指出，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海湾国家日益积极地介入非洲的土地交易和其他涉气候变化治理的商业合作，其实质是以减缓环境压力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是一场新的“瓜分非洲”；在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全球努力中，大量国际资本采取“洗绿”（green-washing）战略，并将非洲当作潜在的剥削对象。正是出于对此类风险的警惕，非盟《2063年议程》第二个十年实施计划强调建立非洲单一能源市场（Africa Single Energy Market，AfSEM）以促进关键矿产的公平使用；非洲也向联合国环境大会提交了一项结构变革决议案，呼吁在清洁能源和关键矿产的利用过程中大力避免“不公与攫取”。

摘自《塑造未来：非洲战略自主性提升的新动向》，选自《非洲发展报告No.27（2024～202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

2. 俄罗斯能源投资战略转向全球南方

　　2022年以来西方对俄极限制裁已经常态化，而同年12月G7与欧盟对俄罗斯海运原油正式实行60美元/桶的价格上限机制，被视作彻底重塑全球能源博弈规则的标志性事件。因此，俄罗斯能源战略被迫脱离传统商业扩张的轨道，也必然要经历根本性的底层逻辑突变。

　　由于俄罗斯在战略对象重置上抓住了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的宏观机遇，故而俄罗斯把外交、地缘经济资源有计划、有系统地向全球南方倾斜，由此自然地使中国、印度以及新加入金砖机制的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伊朗等核心产油国成为俄罗斯油气资源最可靠、最主要的消纳地，这些国家也被俄罗斯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明确地视为今后能源资本深度绑定、核心技术转移、构建平行规则体系的“核心地带”。

摘自《俄罗斯能源投资战略与全球投资治理》，选自《金砖国家经贸合作发展报告（2025～20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

3. 中亚以关键矿产开发为拓展与西方合作的新增长点

　　在中亚与欧洲的外交关系中，既有欧盟-中亚的多边机制，也有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双边合作机制。2024年9月，德国总理朔尔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并在阿斯塔纳举行了第二次德国-中亚峰会，讨论经贸、投资、气候变化、运输、能源等领域合作问题。中亚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均表示重视发展与德国的关系，认为双方关系是稳定的和有建设性的。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表示：“中亚与德国合作的优先事项是经济，这是双方关系的火车头，既可以确保德国企业在中亚强大和稳定的地位，也可帮助中亚迅速有效地融入全球经济和投资一体化进程。”托卡耶夫总统在发言中提出五大合作方向：提升贸易水平，哈拟增加对德出口100种商品；扩大能源合作，增加对德能源出口；加强关键矿产领域合作，建议在哈建立稀土研究中心；在“全球门户”框架下扩大“中间走廊”的物流运输；在向绿色发展过渡、适应气候变化等领域加强合作。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提议制定长期伙伴关系概念文件，确定优先合作领域和实施方案，建立中亚-德国智库论坛，成立企业家和投资者委员会，打造中亚地区关键矿产和稀土勘探的数字地图。吉塔两国领导人均强调要加强绿色能源和适应气变等方面的合作。

摘自《2024年中亚地区的外交特点》，选自《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2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