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语言与中西文化交流

文章摘要：隋唐王朝作为大一统帝国，与西域民族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的接触之深，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在同中亚与西域的交流中，西域及中亚地区的民族语言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文化是人所创造和保存的，那么语言便是文化信息的最重要载体，是文化交流的最重要手段。在我国新疆、内蒙境内发现了多种民族古文字如焉耆—龟兹文、于阗塞文、粟特文、回鹘文、突厥文、古藏文等，它们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和历史见证。从这些民族古文字的产生中可以窥见其时西域地区中外文化激荡的历史风云。（一）焉耆—龟兹文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我国吐鲁番、焉耆和库车（古龟兹）等地发现的这种文字，从所书写的语言上说属于印欧语系。开始人们把它称为“喀什噶尔语”，后来又称为吐火罗语，由于焉耆与龟兹（库车）出土的文献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方言，所以又分别称吐火罗语A和吐火罗语B，现在一般称为“焉耆—龟兹文”。焉耆—龟兹文从字体上看，是由婆罗谜（Brāhmi）中亚斜体字母拼写而成。婆罗谜字是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所用的字体，一般由左向右写。该语言估计只是在新疆的焉耆及库车地区流行，目前出土的文书年代在晋唐（3～9世纪）之际，而以隋代及唐前期（6～8世纪）为主。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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