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叙事是提升国际话语权、推进国家战略的重要话语手段。处于无政府状态格局中的主权国家的竞争不仅体现在物质实力层面，也体现在话语叙事建构上。国际社会并非沉默的空间，自古以来国家之间...展开
战略叙事是提升国际话语权、推进国家战略的重要话语手段。处于无政府状态格局中的主权国家的竞争不仅体现在物质实力层面，也体现在话语叙事建构上。国际社会并非沉默的空间，自古以来国家之间的话语说服与叙事竞争都是战略博弈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政治学学者围绕战略叙事的功能差异与关键假设展开了诸多争论。在理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这两个光谱之间，可以细分出不同的分析路径。工具性话语分析将话语视为利益杠杆，沟通行动理论强调政治的本质不是竞争而是沟通协商，后结构主义者将话语视为本体性元素。既有研究路径分别关注了外交话语的某些维度，但缺乏综合性分析框定，研究视野相对较窄。近年来随着国际战略竞争升级，国际关系学者也越来越意识到外交叙事的意义，部分研究从修辞语言学角度关注“讲好中国故事”的学理意义，强调国际道义的说辞政治，但学界对“话语权”的内涵与论证逻辑均存在一定争议，如果“外交话语”目的在于追求“权”，那么话语本身也就被物化了。本研究整合社会心理学、政治语言学与外交沟通理论，对战略叙事的变迁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
本书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学科发展脉络。其中，第一章梳理了古希腊以来的叙事研究学术流派，透视政治话语的构成性、功能性与本体性特征。早在古希腊时期，伊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先贤就围绕着“说服艺术”对修辞做出了细致的实践观察、系统的技术归纳和深刻的理论总结。亚里士多德指出，具有说服力的修辞需要具备逻辑论证、可信度与情感感染三原则，这为现代叙事理论奠定科学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的政治修辞“叙事学转向”突出了话语可信度与说服力要素。第二部分聚焦叙事机制。战略叙事基于场景设置、因果关系、角色扮演与情节演变四要素组合，影响大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效力。第二章探讨国际政治的隐喻投射逻辑，政治隐喻将源域的意义映射到目标域，具有简化认知方式、意义填充、选择性框定推理与促进安全化进程的功能。第三章探讨战略叙事的说服、框定与记忆三机制。基于亚里士多德修辞三原则，叙事语言框定听众注意力，强化历史记忆，凸显说服力度。第四章分析了政治叙事的情感绑定机制，尤其是民粹主义话语的政治动员机制。第三部分为案例研究。第五章论述大国竞争的权力（话语强制）、沟通（共识争论）与认同（情感归属）三维功能，对比战略竞争中的悲剧、喜剧、浪漫剧与讽刺剧建构逻辑。第六章关注美苏峰会中的廉价话语。参与首脑外交的领导人注重从细微的信号线索中捕捉意图线索，美苏领导人基于细微印象判断彼此的可信度。第七章着眼于全球治理的中国叙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投射“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战略影响力。
战略叙事是国际关系中未被充分探讨的重要学术议题。本书通过回答“叙事何以塑造政治”这一问题，探讨了战略叙事的生成、投射与变迁逻辑。首先，提出“叙事人”假设。与理性主义的“经济人”假设不同，本研究的“叙事人”假设认为，叙事塑造主观预期与外交互动方式。该假设批判反思霍布斯式的实力崇拜逻辑，将战略叙事视为一种调动资源、凝聚共识，削弱“他者”的合法性的政治艺术。其次，创新战略叙事四大类型。借鉴文学理论，将战略叙事剧本分为喜剧、悲剧、浪漫剧与讽刺剧四类。喜剧呈现出积极的颠覆性翻转；悲剧情节往往会急剧恶化；浪漫剧则是积极、平缓的正向表达；讽刺剧的情节结构则不稳定，并反复波动。再次，构建叙事变迁理论。对比美苏战略竞争与中美战略竞争的叙事异同，提出悲剧叙事向喜剧、浪漫剧或讽刺剧转变的变迁机制。大国竞争不存在唯一的叙事结构，叙事变迁源于外部冲击下的话语机会结构转变，这为化解全球政治僵局，超越冷战悲剧叙事，提供了新的解释。最后提出叙事黏性概念。
在大国竞争时代，合理运用不同叙事策略传递战略意图，是确保国家利益的基本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不是简单的话语权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构建当代中国的叙事风格和投射机制问题。本研究的政策意义体现在：一方面，为洞悉大国竞争的话语逻辑提供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对主流外交沟通理论和政治语言学具有完善与创新意义；另一方面，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带来启发。构建全球治理的中国叙事框架，需要促进中国话语模式与全球治理需求对接，对中国全球治理的实践创新进行学理化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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