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发展体系转型

　　当前，地缘冲突不断、全球贸易低迷、不平等和贫困、气候变化等因素交织，世界面临诸多发展困境。全球发展事业遭遇逆流，全球发展合作正处于加速变革的深水区和关键期。美西方国家热衷于共同发展之外的议题，使其主导的全球发展体系偏离了发展的本意，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发展难题。面对发展问题，习近平在“金砖 +”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国际社会要以天下之利为利、以人民之心为心，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利益互补，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好发展。中国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在传统的“全球北方”主导体系下，如何将全球知识生产置于更公平和更可持续的基础之上。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发展知识生产提供了公平可持续的新路径，为全球发展体系的转型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对世界贡献的研究成为“显学”。学界既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发展倡议等内容探讨中国对世界的理念贡献，也从全球气候治理、全球减贫、健康卫生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治理领域探讨中国的政策行为贡献。在探讨贡献时，还是要回到“中国之所以能”的本源性分析，“何以能”的根基在于“中国实现了自身发展”。本质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关乎发展的问题，即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包容性增长。面对“实现什么样的全球发展、怎样实现全球发展、全球发展为了谁？”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深刻洞察和战略方案。因此，探讨中国对全球的贡献时，“回到发展”成为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议题。

　　学界除了探讨中国贡献，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上的地位与作用亦是研究的焦点。多数学者认为当下国际体系调整和变迁的重要动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崛起。西方学者对中国崛起有着深深的担忧，在中国是“修正主义者”还是一个“维持现状者”两种观点中徘徊。鉴于自身体量，中国成为影响和重塑未来国际体系的关键性力量，对当前国际体系尤其是国际秩序转型已然产生重要影响。研究重心应从评估中国是否能够对国际体系产生影响，转向深入探讨中国如何影响并推动国际体系的演进。回到全球发展议题，本文认为聚焦“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对全球发展体系转型的影响是考察中国对国际体系影响的重要维度。既有研究对这一主题的相关探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全球发展体系相关概念的探讨。从现有文献来看，有研究提到了全球发展体系这一概念，但并未对其进行界定。有学者使用“全球发展框架”概念，认为全球发展框架是基于“欧美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取向，以欧美发展道路为依循，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为主要操作工具”。

　　第二，分析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是领域贡献说。南南合作金融中心组认为，与传统的经合组织国家的发展合作主要关注社会领域不同，南南发展合作重点放在了生产、基础设施、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项目。二是理念贡献说。有研究认为，相较于传统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来看，南南发展合作正在构建一种新型合作关系，基于相互平等、相互尊重、互惠互利以及在承担共同责任、分享共同经验的前提下尊重国家主权。

　　第三，探讨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作用。一是从对外援助角度探讨中国作用。有研究认为，中国已从最大的受援国之一转变为贡献者。二是从发展理念角度探讨中国作用。有分析指出，与传统的南北经济关系相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南南合作一种新型合作，基于平等伙伴关系，促进共同发展、共享利益。三是从全球发展知识体系角度探讨中国作用。有分析指出，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框架拓展了全球发展知识体系。四是从对西方主导发展体系的冲击角度看中国作用。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布斯·范施塔登（Cobus van Staden）认为，中国已经在挑战西方作为发展的领导者和标准制定者的地位。彭博社观点专栏作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认为，中国是多边开发机构的外来竞争者，而不是作为内部成员对开发机制进行影响。

　　综上所述，学界对全球发展体系相关内容的探讨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探索人类发展新路径的全球性意义备受关注，然而“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发展体系之间的关系”却鲜有文献探讨。基于此，本文在国际体系转型及中国角色的研究基础上，尝试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对当前全球发展体系转型产生长远影响”。事实上，研究这一问题，既可以回答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对现有全球发展体系产生的深刻意义，又能回应西方学界关切，澄清中国实现和平发展之后带给世界的到底是什么。

　　二、 西方主导的全球发展体系存在的问题

　　尽管二战后全球发展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经贸的增长和全球化的发展，但美西方主导的这一体系暴露出的弊端愈发突出，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平等性和不平衡性。

　　（一）全球发展体系的科学内涵及构成要素

　　国内外学界对国际体系构成要素存在不同理解，国内有学者认为体系由国际行为体、国际力量结构、国际行动规则和国际机制四个方面组成。也有学者认为实力结构、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是体系的构成要素。国外有研究认为，国际体系主要由世界的结构、主要单元之间（或之中）所实施的力量的本质、基本单元的能力、权力格局和政治文化所决定。综上，尽管国内外学界在体系构成要素上有不同理解，但总体认为权力、制度、观念等是主体要素。比照上述对国际体系的要素分析，可以对全球发展体系的基本内涵作出如下界定，即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在政治、经济等发展领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有机整体，包括全球发展格局、全球发展制度、全球发展观念三个基本要素。

　　全球发展格局是指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相对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状态。相对地位主要指国家间的实力分布情况。全球发展制度是指各国际组织、条约、规则等组成的全球发展治理框架。全球发展制度是国际社会规范全球发展最重要的途径，对全球发展的方向、目标、规则等方面产生着深远影响。全球发展观念指国际行为主体间在长期互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发展的相关理念和知识。原有发展观念的合理性和新观念的生命力及二者之间的一致与冲突是其中的关键问题。力量格局决定了观念影响。由此，全球发展体系中权力分布状态（全球发展格局）是全球发展观念形成的重要基础，全球发展主流观念很大程度上是主导国的发展理念和价值偏好，通过主导国家主导的全球发展制度安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全球发展制度和全球发展观念以全球发展格局的物质结构为基石，反映全球发展体系的性质。同时，全球发展制度和全球发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球发展格局的变化。

　　（二）西方主导的全球发展体系存在的问题

 16 世纪以来，全球逐步构建起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二战后，在两极格局的影响下，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的国际发展体系。冷战结束后，这两个市场逐渐融合为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由于历史惯性，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成为国际主导的发展体系。在此体系中，欧美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推崇新自由主义思想，不断从发展知识、发展方案、发展项目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所谓的“改造”。这种做法往往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缺乏自主性，其发展思路、路径和政策选择受到发达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显著影响。这种不对等、渗透着强权的全球发展体系未能有效解决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问题。

　　1. 西方鼓吹的现代化理论未能引导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

　　西方现代化发展之路通常被认为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这一过程加速于 18 世纪的欧洲，以英国的工业革命为标志，之后逐渐向世界各国扩展。它涉及技术创新、工业化、城市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发展以及科学理性的兴起。这一现代化模式强调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市场经济、政治自由和法治，对全球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诚然，现代化进程中，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会呈现一些共性内容，比如现代化在形式上表现为资本密集度的持续提升、在过程上则以建立可持续的资本积累渠道为前提、在手段上以技术创新推动社会变革等。后发国家需要克服包括完成工业化进程所需的资本积累、突破产业升级面临的技术壁垒、应对快速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剧烈社会变革、妥善处理经济快速发展与收入差距扩大的关系等难题。然而，西方现代化实践总结出来的现代化发展经验，被西方知识界包装为“普世模式”。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使得现代化理论和模式的全球话语权一度被西方所垄断，导致了“现代化 = 西方化”的话语陷阱。说它是陷阱，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内生缺陷使其同样面临发展难题。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显著的经济繁荣和技术进步，但其内生缺陷也日益凸显。这些缺陷首先体现在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上，该模式往往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和社会不公现象的加剧。资本的集中和积累使得财富日益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而广大普通民众则面临收入停滞、就业机会减少等问题，收入差距拉大，财富分配不均。此外，西方现代化还伴随着对物质追求的过度强调，这导致了人们精神世界的萎缩和人性异化。在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忽视了精神层面的需求和满足，导致幸福感、归属感等精神追求的匮乏。同时，过度追求物质也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二是西方鼓吹的现代化理论没有使后发国家走好现代化之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在追求政治独立的基础上开启了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深受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20 世纪 50 年代，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产业落后是其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该理论主张这些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的话，应学习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模式。然而，市场失灵导致现代化产业难以自发成长，因此建议发展中国家政府介入，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以配置资源。尽管这一战略初期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停滞，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受阻源于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导致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新自由主义主张减少政府角色，发展中国家应一次性引入现代经济制度，开启“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现代化经济发展。金融开放加大了资本自由流动。但金融开放不仅会增加经济崩溃的可能性，还会导致分配效应，严重加剧不平等。研究数据表明，1980 年以来，50 多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共发生过约 150 次资本流入激增，发生这种情况的经济体中大约有 20% 最后都以金融危机收尾。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批评道：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表明，某种经济学思想导致了世界近半数人口遭受痛苦。

　　2. 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政治化不利于后发国家的独立发展

　　二战后发达国家一直在全球发展合作中扮演主导角色，它们把西方定位为“改造者”，通过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id, ODA），向被西方视为“他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教育、培训项目等援助服务。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OECD/DAC）不断完善 ODA 的概念建构，逐渐形成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和概念。这个体系通过审核援助方的援助实践，确定国际发展主题、制定国际发展的政策方针和援助标准、提供国际发展援助的指南并发布相关数据和研究成果，主导了此后国际发展领域的话语。然而，这是一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单向的援助与受援关系，这种援助的基本规则大都对弱者不利。发达国家通过 ODA 渠道，倾向于将其治理模型强加于受援国，特别是将普选民主和抽象人权概念视为发展的先决条件，这种做法为 ODA 的财政转移增添了浓厚的政治意味。专业援助机构美国千禧年挑战公司（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MCC）董事会根据一个国家在 20 个独立且透明的政策指标上的表现进行评估，并根据政策绩效选择国家，西方民主自由成为筛选和终止合同的关键指标。

　　单向的发展援助并不能促进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反而导致这些国家陷入援助依赖。诺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其《逃离不平等》一书中提到，援助并非一个简单的资金问题，不是一些发达国家只要每人每天捐出 0.15 美元就能解决全球贫困。贫困问题的根源绝不在于区区 0.15 美元甚至 1.5 美元，这是一种援助错觉。援助的分配通常不是基于受援国的实际需求，而是基于援助国的战略考量，致使援助在消除贫困方面存在局限性。OECD/DAC 试图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ODA，以期最终建立一个国家不依赖外部援助实现自身发展的社会。然而，受援国通常处于被动接受援助和被指导的地位，缺乏自主发展的能力，这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大突破的可能性。

　　3. 西方主导的全球发展制度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平衡

　　全球发展制度包括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众多国际组织及其制定的相关法律、规范、规则等。全球发展制度是国际社会规范全球发展最重要的途径。然而，发达国家试图实现的“涓滴效应”并未弥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发展需要规则，规则应当公平。发达国家在国际组织决策上的霸权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不足时刻提醒着不公平的存在。美西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主导着关键的国际机构和全球议程设置，这限制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和能力，从而影响了全球发展治理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全球分工体系的不合理及不平等的商品交换，加剧了全球发展秩序的不公正，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难以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和利润分配。现代化不应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发展也不应局限于西方国家的范围，但西方主导的全球发展体系却把发展中国家固定在全球供应链、生产链、价值链的中下游，使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差距在拉大。可见，西方主导的全球发展体系往往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而非致力于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发展。这种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常常处于不利地位，难以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和资源，导致全球发展不平衡，包容性和互利性的共同发展目标很难实现。

　　4. 西方主导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应对全球问题乏力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日益加剧的衰退风险，这对全球发展的韧性提出了严峻考验。西方主导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在应对这些发展挑战时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和不足，加剧了全球经济活动的不平等，扩大了全球贫富差距。全球收入不平等 25 年来首次出现加剧，主要是全球南北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即“北方国家”（主要位于北半球的世界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与“南方国家”（主要位于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全球不平等差距反而正在扩大，全球三分之二以上（69%）的财富由发达国家掌握，发展中国家手中的财富不足三分之一。全球收入分配中最富有的 10% 国家人均年收入为 12.21 万美元，而最贫穷的 50% 国家人均年收入为 3920 美元。此外，尽管西方国家在环境保护技术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其历史行为对全球环境的长期影响依然存在。占世界人口 22% 的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消耗着 70% 以上的全球能源，排放 50% 以上的温室气体。美国迄今为止排放的二氧化碳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自 1751 年以来，大约排放了 4000 亿吨，占历史总排放量的 25%。相比之下，过去两百多年年中，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排放量不到总排放量的0.01%。

　　三、中国式现代化：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新图景

　　当前的全球发展体系难以容纳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亟须面对：“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经过数代中国人不懈探索走出的道路，既具有中国特色又体现了对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无疑同全人类的现代化事业紧密相连。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发展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发展为了谁）为全球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一）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1. 发展不是单向度追逐物质利益，而是对全面发展的追求

　　在西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中，经济增长被视为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驱动力，通过工业化和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带动社会结构转型、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竞争力，并促进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该理论乐观地认为，随着经济增长，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社会问题将因更多资源被分配到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领域而得到缓解。然而，这一理论忽视了经济增长可能伴随的环境恶化、社会不公加剧以及经济增长成果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分配不均等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则超越了单一的经济维度，将发展目标定位于民生改善、环境保护和社会公正的全面进步。在此框架下，它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体现了对全面发展的追求。在物质文明方面，中国聚焦通过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来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国注重文化传承、道德建设、教育普及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水平。通过平衡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进步、充满活力的社会，确保每个个体在物质和精神上均能获得满足，共享发展成果。

　　2. 发展不是单纯的“增长狂热”，而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西方现代化发展中形成了一种以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即“发展 = 增长 = 富裕和进步”，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富裕和进步，但“增长狂热”成为一种难以克服的内在病症。在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依赖资本逻辑，这一逻辑以掌握科学技术和自然资源为基础。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物质财富被大量创造出来，然而在工具理性支配下，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剥夺导致了大量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这使得资本的增值与环境的承载能力间产生了难以解决的矛盾，引发了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后期，为了既获得高额利润，又不付出环境代价，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以一种经济输出的方式来转嫁生态与环境危机。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发展中国家洁净的水源、清新的空气成为资本在全球扩张的“蓄污池”。生态帝国主义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同时，生态危机转嫁的西方现代化在更大范围加剧了生态危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接踵而至。

　　马克思指出：“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 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 中国式现代化在推动工业化进程中，不断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国的土壤和实际国情，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作为行动指南，将健康的生态环境视为普惠的民生福祉。它倡导在保护中谋发展、在发展中促保护的策略，将生态保护置于优先位置，协调推进产业升级、污染防治、生态修复、气候变化应对和循环经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契合。

　　（二）如何实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资本主义现代化虽是人类社会的巨大历史进步，但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通过海外侵略、掠夺、剥削等方式来实现其现代化的，这是典型的内发—外生型现代化。殖民体系瓦解后，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科技创新的飞速进展的确促进了西方现代化的成功。然而，建立在其强大军事力量基础上的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金融霸权以及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才是西方实现迅速崛起和维持其繁荣的关键因素。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是典型的外发—内生型现代化。在西方现代化话语叙事的强大攻势下，走依附还是自主的现代化之路，是后发国家必须面对的路径选择。依附发展的整体效果不佳促使全球南方国家从内生、自主发展角度再思考本国的现代化。其中，中国探索了一条自主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作为后发国家，牢牢掌握现代化发展的主导权是赢得自身独立发展的关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叙事不是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照抄照搬”，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小修小补”，而是自主决定发展的方式、路径，形成了基于国情实现现代化的内生型发展路径。

　　与西方现代化的“霸道逻辑”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促使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天下胸怀将本国发展融入世界发展之中，将世界发展融入本国发展之中，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与一些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利益优先、利己主义、保护主义不同，中国始终秉承正确的义利观，尊重他国真实关切，在平等互利原则上开展对外合作，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及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三）发展为了谁：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发展为导向的现代化

　　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在全球的无序扩张，带来的是发展鸿沟、零和博弈、不平等的全球化。乌拉圭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中用大量事实说明了这样的结果，“我们的财富哺育着帝国和当地首领的繁荣，却总是给我们带来贫困”。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越走越宽广，将更好发展自身、造福世界”。事实正是如此，在发展的最终目的上，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提升国民福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而且在推动全球共同发展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其对共同富裕原则的强调，该原则被视为衡量现代化成效的关键指标。从解决温饱到建设小康社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推进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在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深化中充分彰显其人民性的本质特性。“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加强投资、改革、开放和创新等措施，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与精神基础。中国政府加大社会保障、医疗保健、教育和文化投入，确保人民公平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这些措施有效缩小了城乡及地区差距，实现了大规模脱贫，提升了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共谋全球共同发展的现代化

　　为全人类发展做出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1956 年，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这种状况一定要改变。“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985年，邓小平说道，“到下世纪中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021 年，习近平论述说，“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人民谋福祉。中国以自身现代化进程中积累的发展经验，回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发展需求。“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小而美、惠民生”的务实合作项目惠及当地老百姓，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将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要素融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同时，中国携手国际组织，推动全球南方数字化，让数字红利赋能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发展相互融合和共同促进。

　　四、 中国式现代化影响下全球发展体系的未来走向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Danilo Türk）提到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转型的世界，全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而中国在“向现代化的腾飞”的进程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为迈向“共同未来”的全球发展提供了新选择。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如何以其独特理念和实践影响全球发展体系转型，进而深刻塑造当前及未来全球发展体系的革新与走向，下文通过分析其对全球发展体系三大核心要素的深刻作用来揭示这一影响。

　　（一）全球发展体系的转型

　　体系演化进程表明其具有稳定性与延续性，但这也是相对的。那么，体系如何转型？秦亚青把体系转型分为体系本体的变化和要素的变化，体系本体的变化是指单元性质的变化；体系要素的变化涵盖体系结构、体系制度和体系文化三个构成要素。就体系转型原因来说，在构成要素变化的情况下，体系会随之进行变革。体系的任何一个构成要素变化都会导致体系发生变化。上述对国际体系转型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全球发展体系转型的类型和性质。本文借鉴秦亚青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分析来论证全球发展体系“怎样”转型的问题。从体系本体来看，全球发展的主体仍主要是民族国家。其中，全球发展及全球治理理念的主要推动者是主要的国际组织，这些是作为体系本体上出现演变的外化。尽管全球发展的紧迫性促使人们高度关注“回到区域发展”议题，但这些体系的基本单元在本质上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从体系要素的变化来看，在体系本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高度关注体系内部结构的变化。由此，全球发展体系转型反映的是全球发展格局的重塑、全球发展制度的完善以及全球发展观念的革新。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发展体系的未来转型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改变了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还为全球发展治理变革提供了新的方向，为全球发展体系的未来转型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发展格局的重塑

　　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正在重塑全球发展格局的力量对比结构。长期以来，全球南方国家处于“边缘—半边缘”地位。伴随着全球南方经济的崛起，发展中世界的部分地区不再是边缘地区，成为了全球繁荣与安全以及人员和思想交流的中心。欧美国家在全球商品和服务生产中的份额已从 1900 年至 1980 年的 70% 至 80%，降至 2010年的 50%。2022 年，“全球南方”主导的金砖国家 GDP 首次超过“全球北方”的七国集团，2023 年占全球比重为 35.7%，超越七国集团的 29%。其中，中国已成为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连续 7 年居全球第一；2023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 1633 亿美元，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202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772.9 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 11.4%，连续 12 年居全球前三。这为中国式现代化对全球发展格局的影响奠定了物质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具有的外溢效应与正外部性显著提升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整体实力，对全球贸易、工业化、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格局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伴随“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这些传统上被视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国家正在从全球治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这些国家正在摒弃由霸权国家强加的思想和制度桎梏，深化对自主发展和变革进步的理解，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发展治理体系由“中心—边缘”向“平等—共治”转变。在 2024 年不结盟运动峰会上，与会国家强调了加强团结合作的重要性，以维护多边主义原则和“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

　　大国之间的竞合关系正在调整全球发展格局的力量对比结构。在当前全球发展格局中，大国之间的竞合关系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对抗性特征，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态势日益显著。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 GDP 占美国比重一度升至约 70%，这一变化使得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显著缩小。西方学者频繁渲染中美难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调。美国政府积极构建排除中国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及价值链体系，如推动建设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机制，旨在遏制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确保中国的发展轨迹和规模不足以威胁或挑战其全球领导地位。这一态势为中国深化与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带来挑战，同时也对未来全球发展格局的演变产生影响。

　　2. 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发展制度的完善

　　全球发展制度改革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现行国际秩序、治理机制及规则体系源于二战后，已难以适应时代变迁与全球力量重构，暴露出诸多问题和矛盾，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不足。在此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发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相辅相成，互为推动。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亟需一个更加包容和公正的全球发展制度作为支撑。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互动愈发密切，但现行全球发展制度的不足和不平等导致了全球化过程中的诸多不公正。为此，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迫切呼唤对全球发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中国对全球化的积极融入，以及资本主义体系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求的有限容纳。同样，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建立在平等和协作基础之上的全球发展制度，这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使得中国日益成为推动全球发展制度变革与完善的重要力量。中国在推动全球发展体系的改革和建立更加平衡和公正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促进现有制度的改革以弥补全球发展制度的缺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全球发展规则“强制执行者”的角色常被质疑。在国际政治、经济和环境领域，中国参与多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在这些国际组织和机制中，中国始终秉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推动全球发展制度的民主化进程。二是构建增量制度以填补全球发展制度的供给不足。中国积极推动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发言权，提出了一系列反映全球南方国家利益的倡议和方案，推动二十国集团、“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拉论坛、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平等、开放、互利合作机制的构建。这些倡议和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演进中的全球发展制度的不平等和不足，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和进步。迄今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支持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已有 80 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69 个伙伴加入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40 多个国家、国际机构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2023 年，中国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提出了 20 个重点合作方向和五个合作平台和机制，以新安全观指导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促进国际社会形成应对全球安全挑战、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的合力。

　　3. 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发展观念的革新

　　早期的千年发展目标主要由发达国家制定，几乎不涉及发展中国家自主的发展目标。与之相反，2015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17 个目标涉及所有国家。这些目标超越了西方视域的局限，其中发展不再仅被视为服务于发展中国家，而且不再仅从发达国家角度为“发展中的世界”制定发展方案。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要求我们超越传统的国际发展研究范式，特别是以北方行动者对南方发展施加影响的视角。发展不再仅仅依赖于援助或慈善的旧模式，也不再是北方对南方的单向教育。这样的转变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全球发展合作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强调各国现代化发展的主体性与自主性。

　　当然，全球发展研究的关键任务并非单纯追求“普遍规律”的提炼，而是对那些可能基于有限理论框架和片面证据所提出的普适性或全球性概括进行批判性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 = 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从当前全球历史演进的视角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的路径、方法和目标上所展现的发展理念，深刻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于全球发展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取向，不仅打破了西方现代化话语的垄断地位，而且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共同发展的重要性，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全球发展共有观念，即共同维护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和责任。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积极塑造这一观念。一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发展观念变革。这一理念主张缩小南北差距及发展中国家内部差距，为全球发展体系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民主、透明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二是努力推进全球发展共享和平发展、开放包容、共赢合作共有知识的构建。当下，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和创新能力提升等问题，成为制约全球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推动发展共有知识的可及性、共享性成为推动全球发展共同体建设的关键一环。中国从国际技术转让中获得了益处，同时也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行动计划”，旨在推动各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和交流，推进全球科技创新的共同发展。三是注重各国发展实际，增强全球南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主意识与能动性。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政治知识和历史经验的框架，坚持平等原则，积极推动南南合作。中国的南南发展合作专注于将发展中国家“拥有什么”（要素禀赋）转化为发现它们有可能“做好什么”（潜在比较优势）。

　　总体来看，基于力量格局变化的当下全球发展格局，美西方实力“衰而未衰”，全球南方国家“强而未强”，全球发展体系中权力转移的拐点尚未显现。在此背景下，基于国际秩序的全球发展“存量”制度虽然应对全球发展赤字的有效性不足，但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球发展制度的“增量”在持续构建中，其作用虽在显现，但仍需与现有制度协调合作。相比之下，基于共有知识的全球发展观念更为先进，国际社会对“共同美好未来”期待的共识度增强，但主导大国之间的观念分歧和竞争依然突出。尽管如此，面对全球发展的关键历史时刻，再审视“回到发展”的核心命题正当其时。西方主导的全球发展体系已难以解答全球发展的本质与路径问题，亟须转型，而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为这一问题提供思路。中国作为国际体系转型的关键变量，不仅是全球发展体系的受益者和因变量，其现代化进程作为自变量，也对全球发展体系的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从体系要素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其发展方式、发展目的、发展理念等因素，对基于权力分布的全球发展格局、基于国际秩序变革的全球发展制度以及基于发展共有知识的全球发展理念的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年来，中国显著提升了其塑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环境的能力，对全球发展体系构建的主动性在增强。鉴于当前全球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及复杂性，中国式现代化为这一不确定态势注入了确定性要素，不仅在物质层面，更在理念层面为全球发展体系的转型与变革贡献了新动力与新思路。为跨越发展鸿沟、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升发展韧性，国际社会亟须超越传统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发展体系，推动全球发展从对抗性路径转向协同性发展，从零和博弈的竞争逻辑迈向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并从小圈子式的孤立思维跃升至包容互鉴的开放视野。

　　（郭秋梅，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卢勇，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