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8日，奥拉夫·朔尔茨当选德国联邦总理，其领导下的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交通灯”联合政府正式开始运作。2022年是朔尔茨政府执政第一年，其《联合执政协议》的落实受到2月2...展开
2021年12月8日，奥拉夫·朔尔茨当选德国联邦总理，其领导下的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交通灯”联合政府正式开始运作。2022年是朔尔茨政府执政第一年，其《联合执政协议》的落实受到2月24日爆发的乌克兰危机的深刻影响。为此，本书分析“时代转折”下的德国所采取的内政与外交举措以及乌克兰危机给其带来的各方面挑战。
在政治上，“交通灯”联合政府面临多重危机和内外矛盾，其施政第一年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罕见的，这迫使联邦政府将运作转入危机模式。尤其是德国能源与气候政策深受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被迫进行能源与气候政策的“时代转折”。2022年，德国朔尔茨政府对能源与气候政策的调整整体上呈现出以危机措施、中短期紧急应对政策为主导的特点。调整初具成效，德国暂时克服了能源价格飙升带来的能源危机，但是，对俄罗斯制裁的反噬效应已经折射出德国社会矛盾丛生、民众不满情绪高涨的现状，这也让德国面临越来越大的社会动荡风险，并对德国政治产生深层影响：在社会层面，“挺乌制俄”的社会共识逐渐消解；在政党政治层面，右翼民粹主义出现回潮；在政策层面，社会动荡助推德国政府加速社会纾困计划的制定。德国社会动荡的未来走势取决于乌克兰危机局势和能源危机的发展，以及政府救助计划能否真正满足底层民众的需求。
在经济上，2022年，德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德国经济部门表现各异，消费服务行业实现复苏，制造业和建筑业表现不佳。德国私人消费强劲，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德国通胀率升至创纪录的6.9%，远高于德国历史平均水平。德国劳动力市场表现强劲，但长期看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德国对外贸易盈余大幅收窄，制造业面临更严峻挑战。德国企业整体破产率高于上年，不过仍处于历史低位。为了应对这一系列挑战，德国朔尔茨政府做出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其中短期政策主要包括针对居民和企业的纾困政策和能源供应保障政策，该政策虽然在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上存在争议，但整体的布局较为完善，效果可期。在长期战略层面的调整主要集中于能源的绿色转型，该战略总体较为薄弱，缺乏对企业能源转型的实质性引导。此外，如何在后全球化时代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也是德国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在外交上，在“时代转折”之年，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这一转型动向背后的驱动力主要有乌克兰危机的刺激、德国地缘战略意识的抬头和对于全面政治战略的需求。具体而言，德国加快调整相关领域的根本观念和实践做法，反思新东方政策的基本原则，推进国家安全战略文化的重大转向，调整全球范围内的重点地区布局，谋求在欧洲和全球主动发挥领导作用，并着力开展气候与能源外交。在对法关系方面，德法在2022年上半年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之初合作得很好，然而下半年在武器和能源政策、欧盟财政规定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乌克兰危机加强了欧洲对美国领导下的北约的安全保障的依赖，德法合作关系也因此受到削弱。在对美和对俄关系方面，联美抗俄成为德国政府和德国主流政治力量的一致选择，而与俄罗斯政府的对话则基本处于停滞和难以取得成果的状态。在对华关系方面，德国政府对华政策发生转向，价值观成为对外经贸政策的主导因素，德国通过外资审查、投资担保制度调整、供应链审查及对特定产品的出口管制贯彻其价值观导向的对华经贸政策，给中德经贸关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鉴于中德之间数十年来形成的紧密经贸关系，德国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德经贸合作的发展势头。
展望2023年，乌克兰危机的持续甚至进一步升级，将给德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跌宕的能源危机正在慢慢演变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德国经济将保持极低的增长率，甚至将自2008年以来首次陷入经济衰退。面对国内民众对政府执政满意度的下降，联合政府内的矛盾和内斗不可避免，甚至不排除其在某种程度上的局部激化，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进一步上升，将给执政各党带来更显著的压力。尽管如此，联合政府在中期内预计不会解体，因为德国民众在文化上对不稳定状况有着根深蒂固的厌恶，这使联合政府的解体变得相当困难。与此同时，德国尽管有明确意愿推进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但在实施过程中仍旧行动迟缓，计划中的《国家安全战略》一再延迟推出就是一个明确的例证，因此，所宣称的“时代转折”给人留下的更多的是“雷声大雨点小”的印象，这一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改变。总体上，德国渴望在战略自主和欧美同盟关系之间寻找平衡，但仍旧无法摆脱“美主欧从”的现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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