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默克尔4.0”政府执政第三年。这一年，新冠肺炎疫情主导着德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应对疫情及其影响之外，中美博弈以及美国大选成为德国外交行动选择的重要变量。为...展开
2020年是“默克尔4.0”政府执政第三年。这一年，新冠肺炎疫情主导着德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应对疫情及其影响之外，中美博弈以及美国大选成为德国外交行动选择的重要变量。为此，本书分析迈向“后疫情时代”的德国在内政外交上的行动与举措，以及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政治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德国肆虐，德国政府一开始拿出了亮丽的抗疫成绩单，并收获“执政红利”，带动执政的基民盟/基社盟民调支持率大幅反弹，而执政小伙伴社民党的民调支持率依然不见起色。然而，随着2020年下半年疫情不断升级蔓延，德国公共卫生治理机制亦显示出其问题和局限性，民众对政府危机应对的满意度持续大幅下跌，并由此产生抗疫疲劳感。与此同时，疫情危机迅速从公众卫生威胁演化为激烈的社会震荡，这集中体现为德国反防疫措施抗议运动的爆发。如何在推行防疫政策的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团结和公平，依然是摆在德国联邦政府面前的棘手问题。
在经济上，2020年，德国经济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大面积冲击，国内生产总值下挫4.9%。得益于2020年以前公共财政连续六年的收支盈余，德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有效的干预，通过转移支付和补贴政策稳定了经济运行。德国政府将数字化视为应对疫情及疫后恢复的重要途径，并出台了一系列数字化政策和措施。与此同时，德国政府积极响应“欧洲绿色新政”，制定了与此挂钩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并且出台了一系列与气候保护、去碳化相关的政策法规，实施了绿色项目。疫情也促使德国调整其集中于周边欧盟国家的价值链，致力于实现其价值链的分散化，但德国呼之欲出的《供应链法》很有可能会阻碍这种策略的实施。
在外交上，德国谋求在欧盟内发挥领导力，带领欧盟走出疫情危机、实现经济复苏，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格局中推进欧洲的战略自主。德国于2020年下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提出“共同让欧洲再次强大”的口号，在疫情应对、气候、数字、外交等政策领域取得实质进展，但在移民、非洲和欧盟扩大等政策领域成果寥寥，其整体表现可圈可点。在对美政策上，由于特朗普在单边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2020年见证了联邦德国自建国以来与美国双边关系的最低谷。而年底进行的美国大选及其最终结果又给了两国关系重新恢复正常，以及进一步推动跨大西洋关系发展的重要机会。德国迎合美国的政策迹象有所增强，德国政府2020年9月出台的《印太指导方针》，突出德国和欧盟要和印太地区“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强合作，特别强调要减少在产业链、供应链上对中国的单方面依赖。但是，德国依然重视与中国的互利合作，并大力推动欧盟与中国在年底前达成了中欧投资协定。
展望2021年，德国面临加快疫苗接种并尽快抑制住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总体形势较为乐观，但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的压力依然巨大。德国2021年9月26日迎来新一届联邦议院选举，大选之后，德国将正式步入“后默克尔时代”，新政府的组成也很可能发生调整，绿党的参与执政是大概率事件，这也将使气候保护在德国政府议程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如何平衡好经济复苏与气候保护之间的关系，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一大任务。与此同时，如何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用实际行动彰显德国及欧盟的战略自主，取决于德国新政府领导人的真实战略意图，同时也考验着他们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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