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默克尔4.0”政府执政的第二年，也是德国逐步迈向“后默克尔时代”的转型期。德国经济景气在外部形势不确定的背景下呈现走弱趋势。在外交上，德国也需要在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基础上...展开
2019年是“默克尔4.0”政府执政的第二年，也是德国逐步迈向“后默克尔时代”的转型期。德国经济景气在外部形势不确定的背景下呈现走弱趋势。在外交上，德国也需要在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基础上，推进欧洲战略自主性，实现让欧盟成为全球行为体的诉求。为此，本书结合德国议会和政府通过的法律与政策文件、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等，分析转型中的德国在内政外交上的动向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在政治上，2019年，德国政党格局发生了巨大动荡，在欧洲议会选举和四次州议会选举中，执政各党得票率大幅下降，造成其领导层更迭，一度使观察家们怀疑，“默克尔4.0”政府是否会提前夭折。虽然大联合政府在其《执政中期报告》中，列出了《专业人才移民法》的通过以及退出煤电决议等执政成果，并对执政的自我评价良好，但这一感知并未得到德国民众的认同。而且，大联合政府做出的转型决定，例如2038年之前逐步退出煤电，因缺乏强有力的手段和具体措施而存在较多不确定性。
在经济上，2019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出现回落，继2018年后再次下跌。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多方面挑战，德国政府提出了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推进数字化进程、进行能源转型和气候保护等一系列政策。其中，为推进产业政策调整，德国经济与能源部2019年11月底发布了《工业战略2030》，致力于改善产业政策环境、加强新科技实力、维护科技主权。与此同时，德国也积极谋求在欧盟层面引入更具国家干预色彩的新工业战略。
在外交上，德国尝试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和推进欧洲的战略自主性。2019年，法德合作势头和实际成果低于预期，但法德仍在小步推进欧元区改革、增强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引领“多边主义者联盟”等倡议和计划。总体上，法德轴心在2019年只是有限“重启”。在对美政策上，德国认识到，德国及欧洲必须做强自身并变得更加独立于美国，但是要想在短期内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是不现实的。伴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日益加剧，欧洲谋求在形成的中美欧三角关系中进行适当的自我定位。在这一大背景下，在加强与中国的“系统性竞争”、推动制定对华“歧视性”经贸政策工具的同时，德国也认识到，中徳、中欧经贸合作的战略价值更为突出。同样，德俄近年来加强双边和全球层面的合作，也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所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驱动使然。
展望2020年，德国依然面临如何在政党格局碎片化加剧背景下维持政局稳定的问题，以及如何在外部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确保德国经济增长的挑战。总体上，德国未来政策实施的国内掣肘增加，将是大概率的事情，而这也势必影响德国在欧盟以及国际层面承担更多责任的诉求。虽然德国将于2020年下半年起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但其拟定的雄伟议程和愿景，很可能将遭到德国及欧洲资源减少、实力下降的掣肘，最后使得欧洲谋求战略自主性更多地停留在政治言辞层面。由此，德国想要实现成功转型，依然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和较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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