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是中国对外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贸易取得长足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就业和防范风险的重要力量。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国际需求低迷使得中国出口贸易额在2009年下降13.9%，2010年后对外出口增速虽逐渐恢复但始终未达到危机前水平，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进一步使得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面临不确定性。对中国来说，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外部经济风险堆积，推动对外贸易由高增速转向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从全球贸易政策的变化趋势来看，随着全球自贸协定数量的快速增长，关税水平日益下降，而非关税措施的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增长，从最初的数量型措施转变为当下的标准型措施，以技术性贸易（TBT）措施以及卫生与植物检疫（SPS）措施为代表的非关税措施对贸易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也对我国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构成实质性影响。因此，深入研究非关税措施如何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尤为必要。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本书主要研究美国实施的非关税措施如何影响中国出口企业层面和产品层面的二元边际。

受数据和研究方法的限制，多数关于非关税措施的研究从宏观视角分析其对一国整体贸易的影响。但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深入发展，从微观企业主体视角分析贸易二元边际的研究越来越多。本书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日益升级为背景，从出口企业层面和出口产品层面的二元边际视角切入，通过对美国非关税措施实施现状进行分析、梳理相关理论与建立模型，实证研究美国实施的非关税措施对中国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二元边际的影响。本书不仅为贸易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经验基础，也为评价非关税措施的影响提供了微观视角。

本书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理论研究方面，本书在新新贸易理论基础上，将非关税措施作为影响因素引入贸易二元边际研究中，构建非关税措施对企业层面和产品层面二元边际影响的理论模型，发现非关税措施增加了企业应对成本，对企业进入市场、出口额以及出口产品种类产生负面影响并提高了企业退出市场概率。第二，历史回顾方面，非关税措施贯穿于WTO谈判各个回合，从最初的数量型措施转变为当下的标准型措施。金融危机后，“双反”调查等临时性贸易保护措施成为非关税措施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聚焦中美两国，美国针对中国实施的非关税措施数量多，覆盖产品广，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和企业类型差异。对中国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进行分解，多产品、多市场企业是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力量且中国出口增长主要沿集约边际实现。第三，在进口需求弹性的测算和非关税措施的量化过程中发现，进口需求弹性和非关税措施均与GDP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如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弹性与非关税措施限制程度较高，农业产品部门的进口需求弹性和非关税措施限制程度大于制造业部门。从时间来看，2003年后，美国非关税措施的限制程度超过关税，随后持续增加。2008年金融危机后，非关税措施限制程度超过金融危机前，表明美国实际贸易成本并没有下降。第四，利用高维度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中国对美出口企业样本，实证结果显示，美国非关税措施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概率，显著增加了中国企业退出美国市场的概率，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对美出口额。将企业按照地区、行业和所有制类型划分，发现美国非关税措施存在差异化的影响。就企业分布地区而言，东部地区企业受影响最大，中部企业次之，西部企业最小；就行业分布而言，低技术产品行业、中等技术产品行业和高技术产品行业受影响较大，初级产品行业和资源性产品行业受影响较小；就企业所有制类型而言，外资企业受到的影响最大，民营企业次之，国有企业受影响最小。将样本区间分为金融危机前（2001～2007年）和金融危机后（2008～2014年）重新回归发现，金融危机后，美国非关税措施的限制程度更高，对企业层面二元边际的影响超过金融危机前。第五，对产品层面二元边际的实证发现，美国实施的非关税措施显著减少了中国出口至美国的产品种类，显著提升了中国出口至美国的产品价格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出口至美国的产品质量。同企业层面的实证类似，本书将样本企业按照所有制类型和行业划分，并将出口产品按照用途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民营企业、低技术产品行业和消费品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将样本区间按照金融危机前后划分，金融危机后的非关税措施负面影响较大，这与企业层面实证结果一致。通过采用包括Heckman两步法、非关税措施滞后项和工具变量法等多种方法在内的稳健性检验，本书的实证结果保持稳健。

美国实施的非关税措施对中国企业出口造成了实质上的成本增加，且对不同企业类型、不同行业类型和不同地区的企业以及不同用途产品存在差异化影响。产品层面的实证发现拓展了现有文献的结论：第一，由于美国多数产品的进口需求弹性大于中国，因此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价格提升将导致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需求的降低；第二，对美国实施的非关税措施要客观全面看待，不同于关税措施，非关税措施对一些产品的质量的确有提高作用，这也有助于中国相关产品的升级。因此，中国需要在宏观层面警惕美国实施的非关税措施，增强意识，构建完备的非关税措施预警与信息沟通机制，完善国内标准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微观层面，通过提质增效，有效利用美国非关税措施的“倒逼”效应，提高相关产品质量标准，同时加强国有企业改革，激发民营企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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