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的主要路径。“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携手世界各国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路径。中国式现代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遵循新发展理念，体现了对于中国与世界、经济与社会、精神与物质、人与自然等重要关系的中国认知、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二者目标一致、本质属性相同，能够相互促进。
　　一 中国式现代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步入新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步入新阶段，将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作为共同使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中国梦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式现代化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搞双重标准，而是奉行推动中国与世界实现融合发展的相同标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保持了近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也遇到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经济安全形势严峻、国民收入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制约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难题。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难题，需重新定义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重塑地缘经济格局以及对外贸易和投资格局，使中国对外经贸合作在海权经济体系和陆权经济体系、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之间保持均衡和主动。
　　(一)重塑地缘经济格局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长期处于对外开放前沿，吸收着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然而，产业结构差异加大了地区发展不平衡。2000年10月，中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了中央财政支持和对口援助的力度。但是，由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没有改变开放前沿与后方的关系，缩小二者发展差距的目标很难实现。中国是海陆兼备的经济体，破解地区发展不平衡难题的根本方法在于将“东向沿海开放格局”改变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让西部地区同样成为改革开放前沿。
　　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能力能够支撑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第四次工业革命席卷全球，交通和信息技术的飞跃使陆路运输效率提高、成本降低，促进了陆权复兴。中国是世界头号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超大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能够在欧亚大陆引领设施联通、扩大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一带一路”倡议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战略及规划对接，与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土耳其“中间走廊”计划、蒙古国“草原之路”计划等地区发展计划和倡议对接，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组织对接，有利于造就世界上最大的陆权经济板块，吸引越来越多的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开展互利合作。陆权复兴为西部地区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国家发改委、外交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强调，“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国加强陆权经济板块建设有助于化解海上运输体系在对外贸易中占比过高的风险，摆脱“马六甲困境”,保持“一带一路”建设均衡。例如，“2022年1至7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8 990列、发送货物86.9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4%。其中7月开行1 517列、发送货物14.9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1%、12%,均创历史新高。中欧班列以便利快捷、安全稳定、绿色经济的跨境物流服务，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有力支撑”。
　　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意味着当前全球人口最多、贸易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海权经济板块形成。中国同时处于新兴陆权经济板块和海权经济板块，有条件通过“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打通两大地缘经济板块，并在推动二者共同发展过程中保持优势地位。例如，通过构建海陆空铁立体综合交通体系，造就更多以中国为中心、贯穿陆权经济板块和海权经济板块的产业链供应链，使经济要素实现多元化聚集，推动中国各省互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与后方。
　　(二)重塑国际贸易和投资格局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等比较优势，采取“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和“两头在外”(原料和市场在外)的外贸方式，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市场，造成制造业附加值低、经济脆弱性大。“一带一路”倡议既面向发达国家，又面向发展中国家，有助于挖掘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潜力，消化中国在经济顺周期时积累的巨大产能，强化经济抗风险能力。中国构建“一带一路”“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贸易格局，打造现代贸易中心和互认、互惠、互利的政策框架，推动国际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将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加强经贸合作提供强有力保障。
　　改革开放经历了“引进来”(招商引资)到“走出去”(对外投资)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实现了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初步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进行海外经济布局的能力。于是，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1997年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这个指导思想一定要明确”。他在1998年强调，“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加快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非洲、中东、中亚、南美等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很大，资源丰富，我们应该抓紧时机打进去。要组织一批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出去投资办厂”。“走出去”战略促进了中国企业国际化，但由于缺少系统性指导，抗风险能力差，中国企业往往“走出去”较为盲目，遇到各种挑战和挫折。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系统性，能够更好地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在全球范围内更合理地配置经济要素。政府积极开展政策沟通以及战略与规划对接，开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谈判，加大跨国设施联通，为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更好的外部环境，也为对外投资开辟新天地、开创新方式。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合作从重视发达国家改变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重，中国投资将引领中国产业链同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延伸。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形成巩固的经贸关系，开创了能够有效对冲国际价格波动影响的资源领域上中下游一体化合作模式，使国际垄断资本制造和利用危机牟利的模式难以为继。
　　二 中国式现代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内在同一性
　　中国式现代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既包含现代化的一般内涵，又符合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规律，同时又包含中国自身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都是高质量发展，二者具有内在同一性。
　　(一)坚持和平发展和“真正的开放”
　　经济全球化推动着世界经济发展，开放是题中应有之义。人类先后经历了英式经济全球化和美式经济全球化，二者都具开放性，但其开放性都有局限。当一种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性远落后于时代需求时，就会被另一种更开放的经济全球化所取代。
　　英式经济全球化统一了全球市场，信息、资金、商品、人员等经济要素在英国殖民体系内得以自由流动。然而，英国对殖民地的特权阻碍了殖民体系外国家参与殖民体系内的经济活动，也阻碍了殖民地发展。因此，英式经济全球化被更开放的美式经济全球化取代。美式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殖民体系瓦解，扩大了全球统一市场，并确立了市场经济地位。然而，美式经济全球化是新殖民主义全球化。美国要求各国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政策的目的是垄断其经济命脉和实现垄断利益。美国通过制造和操控经济危机，巩固经济垄断地位，对他国财富巧取豪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科技链和价值链的高端垄断地位是美国维系世界经济霸权的根基所在。对任何可能冲击其高端垄断地位的力量，美国都会采取严厉打压措施，包括外交施压、经济制裁、科技封锁、发动“颜色革命”乃至战争。例如，美国强逼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导致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强逼西方国家与中国经济“脱钩”“断链”。美国一方面标榜自由开放，另一方面却通过非经济和非市场手段谋求垄断利益，为此不惜分裂世界市场。
　　无论是英式经济全球化还是美式经济全球化，都依靠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都是霸权主义经济全球化，其开放性首先服务于获取和巩固经济垄断地位，而不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时代呼唤“真正的开放”的新型经济全球化。“真正的开放”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谋求通过和平、平等、合作、共赢的方式实现共同发展，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美式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国际垄断资本将失去不合理的垄断利益，但其合理的利益将得到认可。中国式现代化是改革开放之路和和平发展之路，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一带一路”建设也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不追求垄断利益，更不需要以军事手段或干涉别国内政实现垄断利益，而是践行和鼓励各国实行“真正的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新安全观”“新全球治理观”等都蕴含着和平发展和“真正的开放”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将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改变世界经济不均衡、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中心—边缘结构，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激发合作伙伴的发展潜力，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认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由于各国制度、发展条件、发展水平有差异，现代化道路和模式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中国式现代化和“一带一路”倡议主张尊重各国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中国发展经验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以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第三条道路。而中国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以及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
　　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现代化，通常实施赶超战略或比较优势战略。“实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为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实施赶超战略的国家，则需要政府在产业选择、技术进步、金融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积极能动的宏观主导或指引作用，但并不必然否定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大多数资源出口国实施的是比较优势战略，如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中东产油国。然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后发国家的发展结果来看，完全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起来的国家十分少见，大多数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同时，完全运用赶超战略的国家也纷纷陷入产业结构畸形、人民生活恶化、企业缺少活力的境况；能够较好发展起来的国家，一般都是综合运用这两种战略的国家”。中国等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大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需依靠比较优势战略将经济做大，又需依靠赶超战略将经济做强。
　　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支持发展中国家实施比较优势战略，目的是将发展中国家作为资源和劳动力附庸，因此，排斥发展中国家通过赶超战略谋取国际产业链高端地位，试图永远将发展中国家置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产业链中低端。每个国家都有比较优势，也都有综合运用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权利。综合运用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首先要立足国情，而不是机械复制西方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将激励更多国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并从这些国家的发展中获取前进的力量。
　　(三)促进各国人民共同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自觉积极主动地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国际劳工组织(ILO)发表的全球薪资报告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劳工薪资所得的提高基本上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劳工薪资调涨的速度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也相匹配，这在全球范围是罕见的”。“‘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基础”。“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谋求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中国与沿线和相关国家的发展提供新动力，创造发展新机遇，实现各个国家的共同现代化发展”。“共同现代化强调人类的共同利益，坚持人类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强调在尊重各国差异化发展的基础上以现代化为共同目标”。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与相关国家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和成果，以经济发展促进民生建设，再以民生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因此，“一带一路”建设重视农业、减贫、卫生、健康等领域民生项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显示，目前全球面临重度和中度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分别为7.5亿和12.5亿，这些人口大多生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与86个‘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农业合作协议，累计境外投资农业项目超过820个，投资存量超过170亿美元，向全球40多个国家派出了1 100多名农业技术人员，显著增强了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力”。中国发出了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积极推动“健康丝绸之路”建设，建立区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2019年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会有明显的扶贫效果，将可让运输走廊沿线国家至少700万人脱离绝对贫困，也可帮助3 200万人脱离中度贫困”。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法治环境下开展的，中国的法律体系充分地体现了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德法相济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企业应制定全方位和全流程的合规方案并严格实施，不断提升合规能力和水平，加快补上‘一带一路’‘软联通’短板，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针对某些“一带一路”国家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中国一方面通过司法交流和培训介绍本国经验，另一方面强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避免有些人利用法律漏洞损害当地利益，而要通过回馈和融入当地社会谋求持续发展。
　　(四)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中国式现代化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都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存在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美国等西方国家妄图以西方文明一统天下，大搞“价值观外交”,致使多国出现政局动荡、经济和民生凋敝。任何国家的精神家园都具有合理性，任何国家都不希望物质文明发展导致国民精神迷失，否则将加剧社会矛盾，最终破坏物质文明。肯定文化多样性将产生创造力、促进生产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随着物质文明发展，对精神文明的需求相应增加，将更重视传统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中国文明源远流长、海纳百川，因此，中国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主张不同文化包容互鉴，将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五大重点任务之一。“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需要汲取各国智慧，需将各国文化与“一带一路”项目结合，创建合作新模式，造就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局面。
　　(五)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经济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式现代化谋求“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我们必须把握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样不主张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对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而言，既是内在要求，又是重要动力。中国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帮助“一带一路”国家保护生态环境、提高治污能力，加强项目环评，推广绿色技术和绿色标准体系，加强绿色能源、绿色基建、绿色金融合作，深化全球生态环境和气候治理合作。
　　三 中国式现代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存在良性循环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的相同特质，二者存在相互提供发展动力、共同抵御风险挑战的良性循环关系。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政策循环
　　中国式现代化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共同特点是政府发挥引领作用。政府提出概念、倡议、目标、原则、任务、方法，并构建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已被写入“十四五”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积累的战略制定经验、宏观经济规划经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经验和产业政策经验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发展具有借鉴价值，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经验也会给中国现代化提供借鉴。政策沟通是共建“一带一路”首要任务，有效的政策沟通和完善的政策对接机制有助于相互借鉴经验、开展平等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得益于政策沟通，中国同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相关国家在共同发掘发展潜力，坚持新发展理念，进行战略、规划和机制对接，完善制度法规，促进标准联通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具有了更丰富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产业政策制定能力，并将这种能力服务于“一带一路”项目的规划和实施。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政策循环意味着双方的政策风险存在互溢关系，而政策风险的规避同样需要通过政策沟通解决。中国的重大经济决策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也会对中国经济决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的“十四五”规划是首次面向世界开展的五年规划。中国式现代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实现良性政策循环，首先要强化中国政府的决策能力和决策视野，既要对中国经济发展负责，又要考虑到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影响，这是与霸权国家推行的新殖民主义经济全球化政策的本质性区别。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产业循环
　　中国式现代化以实体经济为基础，造就了世界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1年，中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两年平均增长6.1%。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8%,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27.4%,总量达31.4万亿元人民币，连续12年位居世界首位。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34.3%,比2020年提高30.2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18.2%。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为26%”。“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样需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从而确保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可持续增长。虚拟经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但如果比例过大、管控过松，就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反噬作用，甚至被国际金融资本用于巧取豪夺。“现代金融业分化成服务实体经济的中介性金融和以自我服务为主的交易性金融这两大领域。后者对实体经济的干扰越来越大，所积累的系统性风险高到难以想象”。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普遍存在产业结构欠合理、技术含量较低等问题，“一带一路”产业链合作有利于经济要素合理配置，将引领相关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具有推动产业链向“一带一路”国家延伸的产业能力、投资能力、贸易能力和政策体系。虽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大多为资源出口国，但是“一带一路”产业合作项目应重视资源的就地深加工，使中国主导的产业链供应链层次更为丰富、效率更高，并给资源产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长期收益。
　　中国式现代化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重视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合作，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产业结构完善，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如在“一带一路”国家推进5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技术创新性强、产业链条长、带动效应明显，将增强‘一带一路’重点产业跨境跨领域协同能力，助力沿线国家经济恢复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式现代化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重视并确保粮食、能源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的安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大多是位于国际产业链中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世界主要经济体政策变化、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较大。中国积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加强现代农业合作，扩大优质农产品进出口，实行区域能源一体化和平衡战略，共同维护“一带一路”粮食和能源等领域供应链的稳定。
　　(三)中国式现代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科技循环
　　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生命科学、量子物理、新能源、新材料、虚拟现实等创新技术为引领，推动数字、物理、生物等技术高度融合，将继蒸汽技术革命、电力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后再次推动人类生产方式实现根本性变革，彻底改变原有技术、生产和服务体系，优化经济和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使用效率，乃至改变世界经济秩序。任何高科技产品与中国的制度、市场和工业体系等优势结合都会产生极大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中国正在构建具有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新型科技举国体制，努力完善科技和产业政策，发展科技人才队伍，提升信息保障能力，从而提高了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高效调动各方资源的能力。中国年度科技投入有望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科技论文发表数量和专利数量稳步快速上升，在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已占一席之地，在2030年前使人工智能理论、技术和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美国为巩固世界经济主导权，试图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等新兴大国实施严格的技术封锁。中国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造福各国人民的立场上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能源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使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需要世界各国共同抵制国际科技合作中的霸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促进科技发展战略对接，通过国际科技合作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防灾减灾、公共卫生等问题。因此，中国的科技成果必然应用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并从中获取用于迭代的资金、信息、智力和人才回报。
　　信息技术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点之一。建设“数字丝绸之路”是推动数字技术赋能“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大多信息化程度较低，迫切需要抓住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物联网、“互联网+”等新技术运用在研发、生产、运输、销售、管理等方面将极大增加“一带一路”各国企业的互补性和协同性。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政府可通过数字技术提高宏观经济调控能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能力、社会治理和环境保护能力。因此，“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求促进科技创新信息和成果开放交流、实现创新要素合理配置、共建科技创新合作平台、共筑科技创新共同体。
　　(四)中国式现代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金融循环
　　中国式现代化应以高标准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体系为支撑，包括人力资源，油气、黄金等矿产资源交易市场、技术市场以及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货币市场等各种金融交易市场。2020年3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要素市场发展。中国金融市场与其他要素市场形成了紧密的良性互动关系，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商品和要素配置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需要金融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与产业、园区、口岸、通道和市场实现融合发展。例如，中国的信用评级系统更客观准确地反映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真实价值，使针对相关国家的金融产品、保险产品的定价更加公正合理。中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已由鼓励出口转变为谋求进出口平衡，这意味着中国的要素市场结构将更为均衡。中国的金融优势和产业优势相结合，不断创新投资合作方式，推进“投资带贸易、投资带工程、外经促外贸”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向海外延伸。在此过程中，中国海外金融业务不断增加，海外金融机构和合作网络日益壮大，人民币国际化得到了积极响应，以人民币支付结算的大宗商品交易规模越来越大，人民币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外汇储备占比迅速增加。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日益旺盛的人民币需求同时促进了中国金融业以及产业链供应链扩展，促进其金融资本与中国金融业的紧密合作，有利于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和产业形成闭环循环，从而增加共同抵御金融霸权国家的经济干涉、制裁和长臂管辖的能力。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的海外资产规模迅速扩大，而中国维护海外资产安全的能力却相应不足。某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法制不健全、营商环境差。中资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在沿线国家投资普遍具有规模大、范围广、风险高等特点。包括有国家政策变动和违约、政府干预、东道国政府机构间协调困难等多重风险。在各类风险中，军事冲突、政局变化和恐怖主义影响最大，可能导致项目变更、延迟或取消，甚至造成人员伤亡。为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需要强化海外风险评估能力、检测能力、预警能力和处置能力，而通过创新投融资合作方式能够有效地规避风险。例如，通过与相关国家信誉好的企业合作或者进行第三方合作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通过创新投资保险产品对冲风险。“完善‘一带一路’出口信用保险法规建设，以法规建设为核心，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信保业务创新”。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系着眼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景提出的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方案，二者符合时代精神和世界潮流，相互提供动力与支撑，共同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