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2015年的美国内政外交继续呈现胶着状态。在政治层面，两党极化缠斗加剧，政治掣肘降低了政府的效率与公信力，美国政治对民意的回应性每况愈下。在经济层面，美国...展开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2015年的美国内政外交继续呈现胶着状态。在政治层面，两党极化缠斗加剧，政治掣肘降低了政府的效率与公信力，美国政治对民意的回应性每况愈下。在经济层面，美国经济在统计指标上虽然持续缓慢复苏，甚至2015年末的失业率已降低至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但考虑到持续下降的劳动参与率，美国经济依然堪忧，且给民众带来的实际“获得感”有限，与公众期待存在差距。在社会层面，中间阶层所在比例空前缩水，降至50%以下，移民、控枪、堕胎等议题不断引发争议，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落实也遭遇较大不确定性，种族矛盾与冲突呈现频发态势。与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压力相比，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仍尽力维持其所谓“全球领导”地位，持续强化亚太战略，实现美古复交，力促伊朗核协议达成，但面对叙利亚问题以及“伊斯兰国”（IS）等恐怖主义威胁抬头的现实，奥巴马政府选择了“不做傻事”的廉价平衡，无法令国际社会信服。
2016年是美国大选年，美国的国内政治竞争正在进入高潮。由于此次选举的“开放性”以及美国社会各种焦虑情绪的累积，选举过程尤其是共和、民主两党的党内初选呈现出高度戏剧化的场面，“特朗普现象”和“桑德斯现象”昭示着美国政治中“非建制力量”的崛起和政治重心的下沉。随着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出线，白宫宝座之争已锁定为希拉里与特朗普之间的对决。未来两党总统候选人之间竞争将更多地向政策领域聚焦，其中希拉里的政策主张相对比较清晰，而特朗普在政策领域还存在相当大的模糊性。就外交政策而言，随着近期西方社会恐袭事件的频发，外交政策将会扮演比以往更为主要的角色，但外交政策仍将主要反映国内政治动向。随着两党总统候选人力争阐明对“奥巴马主义”的替代方案，一种更加鹰派的声音逐渐显现。就奥巴马政府而言，将会抵制要求美国在中东、俄罗斯、中国等问题上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的呼声，同时，由于这种呼声的日益强烈，美国对外政策的协调性将会变得更成问题。
纵观建交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中美关系因美国的选举周期而陷入波动是一种历史性常态。在两国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2016年美国大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将是多层面的。就选举过程而言，目前美国国内正在进行的对华政策大辩论与竞选中两党参选人对中国议题的负面炒作将相互叠加，使得本次选举中关于中国议题的炒作不同以往，不但更为频繁而负面，而且存在从“低级政治”的经贸议题向“高级政治”的区域安全议题的转变，其中南海问题将日益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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