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17年澳大利亚仍处在调整期，特恩布尔领导的联合政府难以提供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持，导致发展放缓，国内政治支持率下降。外交白皮书的发表没有为澳大利亚国际定位提供明确的...展开
2016～2017年澳大利亚仍处在调整期，特恩布尔领导的联合政府难以提供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持，导致发展放缓，国内政治支持率下降。外交白皮书的发表没有为澳大利亚国际定位提供明确的路线图，澳大利亚的战略犹豫期已经过了在中美两国选择中两边收益的阶段。国内经济和政治将是未来澳大利亚关注的重点。
国内政治方面，2016年7月澳大利亚联邦大选后，特恩布尔政府并没有完全兑现联盟党当初的政治诉求。特恩布尔担任总理的第一年对他本人和他领导的联盟党政府来说都是艰难的一年。他以微弱优势赢得2016年大选，如今似乎没能使其政府具有连贯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由于没能在众多政策领域说服自己党内的保守势力，他无法在关键领域如经济、能源和教育等方面制定并实施政策。在对待“一带一路”倡议方面，澳大利亚在一定层面上欢迎，参与上却有所保留。“一带一路”在澳大利亚公众中的传播十分缓慢。但随着“一带一路”在全球越来越受关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联邦反对党、州政府、商界、学术界以及媒体也开始愈发激烈地争论是否要参加“一带一路”以及如何参与。
经济方面，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经济持续增长，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物价低迷形势有所缓解，就业和收入改善缓慢。出口大幅增长使逆差得以扭转，但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增长动力不足。财政赤字有所下降，公共债务持续上升。金融市场总体向好，风险可控。中澳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为澳大利亚经济带来积极影响。展望2018年，支撑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不会发生较大变化，经济增速较2017年小幅上升，并维持在2.5%左右的增长水平。
外交方面，全球化和大国间的竞争催生了亚洲战略体系，这个体系将曾经各自为政的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融合到一起，中国将置身于这一战略体系中。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将会相对减弱，其维持地区秩序的能力也将受到制约。因此，澳大利亚需要重新调整其战略政策，来应对一个融合的亚洲战略体系。2017年中澳关系在总体深入推进的同时，也遇到了调整的“阵痛”。双方在更近距离更加清楚地看待对方，也随之产生了新的问题和判断。加之双方国内政治的变化，以及美国地区作用和影响的变化，中澳关系在原有轨道上前行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和新的选择。双方在进行双边应对的同时，还应该更多地从长远利益出发，在结构合作、地区建设和多边层面进行建设性的中长期安排，走出传统的权力平衡和“西方价值至上”的框框，形成多赢和共享的良性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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