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消除贫困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使命，因此全球贫困治理需要各个国家自身努力，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团结协作。为此，我们基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区域国别的贫困治理研究和案例分析，并就中国扶贫五大对外话语体系（符号媒介体系、结构形式体系、语义内容体系、实践语境体系和观念思想体系）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索。本书由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组成员为主体的中外学者撰写，由总论和三个分论（第一、二、三篇）共四个部分组成。总论简要阐述了全球贫困现状、减贫举措与中国扶贫经验；分论包括发达国家贫困治理及中国扶贫对其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及中国扶贫经验分享、全球贫困治理进程中的中国国际减贫合作及中国扶贫对外话语体系三个部分。本书详尽地阐释了全球贫困治理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也鲜明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秉持的“七个坚持”贫困治理理论，以及中国采用救济式、变革式、开发式、攻坚式、精准式、振兴式等多模态复合扶贫模式于2020年实现了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壮举。中国的贫困治理理论和实践经验，不仅仅是中国贫困治理的宝贵财富，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认同。

总论“全球贫困现状、减贫举措与中国扶贫经验”主要以美国、巴西、中国等国家为案例，阐述了新冠疫情下全球贫困治理现状、路径、措施与中国扶贫经验。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同样面临国内贫困问题，继英国之后，美国1935年出台了《社会保障法》，建立了聚焦于特殊困难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发展法案》《美国农村基础设施改革法案》等此后相继出台，这种在救济式基础上对贫困地区进行的开发减贫，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逐步成为全球贫困治理的主流范式，这一范式就是由西方主导的从单模态、多模态救济式减贫向技术、物资、培训相结合的配套服务的多模态开发式减贫转变。高度多元化的美国由于存在贫困治理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其现实中的一致行动非常困难。为应对新冠疫情，美国国会制定了六项重要法律：《2020年冠状病毒防备和应对补充拨款法案》《家庭优先冠状病毒应对法案》《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工资保护计划和医疗保健增强法案》《2021年度综合拨款法案》《2021年美国救援计划法案》。但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贫富悬殊过大，再加上贫困被漠视和常态化，“资本收入”让富人更富，“劫贫济富”的相关政策以及政治与社会潜规则、教育机会不平等等造成了穷人更穷。过去50多年来，美国的贫困率一直在10%～15%浮动，美国的贫困治理举措收效甚微。

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国内扶贫历经了变革期、开发期、攻坚期、精准期和振兴期五个阶段，采用了救济式、变革式、开发式、攻坚式、精准式、振兴式等多模态复合扶贫模式，令累计近8亿贫困人口2020年全部脱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秉持的“七个坚持”贫困治理理论。在国际减贫合作进程中，一方面作为受援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多模态开发式地接受了苏联的资金、物资、技术、教育等援助，20世纪90年代以来接受了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的经费援助并进行多模态扶贫项目开发。另一方面作为援助国，历经了救济式、救济式与开发式双模态的对外援助复合模式。改革开放前，中国减贫国际合作主要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的指导下，采用单模态或多模态救济模式，通过提供无息贷款和无偿援助等方式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66个亚洲、拉美和南太平洋国家提供援助支持。改革开放后，中国深度融入世界减贫事业。1986年，中国首个贫困治理专门机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开始有组织、有计划、规模化地扩大和发展国际社会在扶贫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争取、有效利用和不断拓展外资扶贫项目，譬如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开展合作的西南扶贫、秦巴山区扶贫、西部扶贫等贫困治理项目；中国减贫国际合作也由过去单纯提供经济援助（救济式）发展为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多模态开发式），原来的“南北合作模式”转变为“南北、南南合作并行模式”，并在以非洲为重点的基础上，拓展了中国-拉美国家、中国-东南亚国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扶贫领域的相关合作。当前，中国已与全球不同区域建立了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平台，包括中非、中国-东盟、中拉、中阿、中欧等1+N机制建立起来的平台，以及与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合作建立的全球性或区域性交流分享机制。

第一篇：发达国家贫困治理及中国扶贫对其影响，详尽讨论了以英国、美国、法国、韩国、以色列、爱尔兰等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治理情况，并就其贫困治理进行案例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会遇到贫困治理问题，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经历了单模态、多模态救济式到多模态开发式。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发生前，人类文明处于农业文明阶段，粮食短缺引起的间歇性饥荒成为贫困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以饥荒为特征的贫困决定了单模态救济减贫模式，参与的救济主体主要是宗亲组织、政府等官方主体和民间慈善机构。至20世纪中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两次工业革命，无产阶级贫困化现象也日益突出，这导致了大规模的罢工、工人运动和武装起义，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开始重视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并采用了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等多模态救济模式来减少贫困。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源于英国1601年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德国、英国、美国、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二战结束后，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着高新技术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财富呈指数级增长，人均实际收入大幅提高，发达国家贫困问题虽未完全根除，但贫困的规模和程度远低于发展中国家。20世纪50～70年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多模态开发模式，重视落后地区经济开发，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打造福利国家，加大教育和职业培训，提升劳动力素质。同时，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贯穿始终，为了在冷战中保持优势，两大阵营在推动内部民众减贫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外援助，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球减贫的进程。此外，国际机构和地区性组织开始登上全球减贫的舞台，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地区性组织采用救济减贫模式，通过设定发展目标、提供贷款和国际援助等方式参与全球减贫。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福利危机的逐渐显现，福利支付危机愈发严重，高福利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低效率运行也饱受批评，发达国家开始了新一轮减贫政策调整，譬如推行工作福利制度、发挥慈善机构作用推进扶贫主体多元化，个别国家在救济式、开发式基础上转向精准式减贫，如法国对贫困者在教育领域进行分类精准帮扶等。在国际减贫经验共享方面，我们选取了英国、美国、法国、以色列、爱尔兰等国家在反贫困理念、模式、举措和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并就韩国贫困治理经验对中国乡村振兴在解决相对贫困、乡村发展运行机制等方面予以了深入探索。

第二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及中国扶贫经验分享，深入探索了土耳其、俄罗斯、南非、巴西、印度、阿根廷、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缅甸、越南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情况，并就中国扶贫经验的国际分享进行了个案分析。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贫困治理初期均采用单模态救济模式，而目前大多在救济式基础上采用多模态开发模式，仅有中国已经采用多模态复合扶贫模式。发达国家拥有较好的经济发展条件，不能达到温饱水平的极端贫困群体占比很小，除美国等国家采用绝对贫困线外，目前大多基于收入中位数或平均数的相对贫困线来界定贫困，其贫困主要来自社会制度不合理、经济结构失衡所导致的社会问题，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集中于妇女、儿童、老人、特殊民族等人群，贫困治理主体也由一元化的社会、市场、政府责任治理转向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平衡，主要减贫措施包括制定社会福利制度、分类进行针对性的帮扶、加大教育投资和营养干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强化脱贫能力、完善工作福利制度、消除福利依赖、制定专项区域开发政策等。新兴市场国家中，除中国采用相对贫困标准与多维贫困标准相结合的方法外，大多采用绝对贫困线，将维持个人或家庭成员基本生存所需的食物和非食物消费支出作为基准；其贫困主要源于自然灾害、资源贫乏、伤残疾病、劳动力低下等诸多因素；主要减贫措施包括在确保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发放津贴补助、减免或取消纳税、发放失业救济金等，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采用“变革式”减贫，通过进行市场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外来资金和技术，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再加上国家直接推动扶贫，发挥政府干预作用，缩小收入差距，取得了极大的经济和减贫成效。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农村，其贫困规模和程度远高于发达国家，因此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后，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了全球减贫的主战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推行的贫困治理模式有三种：变革式、救济式和开发式。而巴基斯坦、阿根廷、乌兹别克斯坦等少数国家则借鉴中国扶贫经验，实施了一些精准减贫计划。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采用“变革式”减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土地改革和土地调整。大多数亚、非等发展中国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及相互合作，相继实现了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土地改革和土地调整，从而追求经济发展和全面复兴。譬如，埃及从1952年开始进行了三次土改等；巴基斯坦先后三次进行了大规模但并不彻底的土地改革；缅甸于1988年9月成立“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后，采用变革式，积极推行改革开放路线，开始实行更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制定并实施了包括一体化农村发展计划、边区发展计划和24个开发特区计划等一系列的国家发展计划；等等。

其二，发展中国家采用救济式减贫，建立社会救助体系。其既有对发达国家模式的借鉴，也有结合发展中国家实际进行的创新。譬如，东欧以及中亚国家学习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最低收入支持项目及普遍性津贴项目；非洲2008年经济危机后社会救助崛起，2009年非盟签署了社会政策框架；拉美、非洲等国家创新并推广了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社会养老金项目等；中亚独联体国家和东欧国家在转型中建立了以最低收入支持、家庭和儿童服务及津贴支持、社会养老金、住房津贴、能源补贴、残疾津贴、战争老兵津贴、工作福利和公益岗位等项目为内容的社会救助体系，其中绝大多数项目都是现金救助。

其三，发展中国家采用开发式减贫，推行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是人力资本水平较低，难以实现自身脱贫。例如，巴基斯坦于1993年启动“社会行动计划”（SAP），其中80%以上资金用于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发展中国家开始围绕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建立社保和福利制度，通过现金转移、兜底保障、医疗救助、就业培训等方式进行减贫；哈萨克斯坦采用开发减贫模式，加大力度吸引外来投资，借助国际资金项目发展本国的减贫事业，其中1993～2013年吸收来自122个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累计达1712.23亿美元，占中亚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80%以上。

其四，借鉴中国扶贫经验，发展中国家开始实施精准式减贫。巴基斯坦2008年出台的贝娜齐尔收入支持计划（BISP）类似于中国精准扶贫，有近570万户家庭受益；2022年阿根廷政府学习中国的精准式减贫、加大对理工科人才培养的投入，试图从经济增长、国家发展等方面入手，彻底消除阿根廷贫困的根源。乌兹别克斯坦借鉴中国扶贫经验，成立了经济发展与减贫部以及福利监测与减贫中心，创造性引入“贫困户帮扶花名册”机制，为低收入家庭建档。

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具有地区差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等普遍性特征，除中国等少数新兴市场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处在由救济式、变革式减贫模式向多模态开发减贫模式转型的时期。这些国家试图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其政府往往面临经济快速发展的压力，因而不得不将经济增长放在第一位。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为了提高经济竞争力，难以兼顾社会公平，难以为穷人提供更多的福利保障。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贫困治理理念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国家各自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道路。

第三篇：全球贫困治理进程中的中国国际减贫合作及中国扶贫对外话语体系。在全球贫困治理理论和减贫模式背景下，全面深入探讨中国国际减贫合作和中国扶贫对外话语体系。中国扶贫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理论（变革论）为指导，建立在中国贫困治理以及国际减贫合作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扶贫理论。国外西方贫困治理理论多脱胎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框架，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分离出贫困理论，它有过几次重大变迁，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变革论、管理主义贫困治理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贫困治理理论、自由主义的能力及权利贫困治理理论等。中外贫困治理理论有其共同点，主要集中在发展趋势上，二者都存在一个范式转换的过程：从微观理论范式到宏观理论范式的转变；从单模态治理范式到多模态治理范式的转变；从经济学等单学科范式到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跨学科范式的转变。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术语符号、贫困对象、治理模式、理论背景、意识形态等方面。基于全球贫困治理模式考察，首次探索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主要以现金物资、工作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保障、经济增长等为载体，依次采用了四大类（单模态救济式、多模态救济式、多模态开发式、多模态复合式）、六小类（救济式、变革式、开发式、攻坚式、精准式、振兴式）减贫模式。

中国是全球贫困治理的参与者、倡导者和贡献者，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将贫困治理领域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分享给更多国家或地区，始终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一起携手推进全球贫困治理进程。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变革期、开发期、攻坚期、精准期和振兴期五个时期，中国有着受援国和援助国双重身份，在国际减贫合作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减贫成就。在乡村振兴期，中国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采用多模态复合对外援助模式，坚持“尊重主权”国际减贫原则，坚持“合作共赢”国际减贫方针，坚持“授人以渔”国际减贫方略，坚持“一带一路”国际减贫与发展合作道路，以最终实现全人类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在全球贫困治理进程中，相对西方来说，中国扶贫话语仍然处于弱势。中国在对外传播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所面临的国际舆论态势仍然相当严峻，还时常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我们必须广泛开展国际减贫交流合作，深入参与全球贫困治理，争取更多贫困治理领域的话语权，积极探索和践行贫困治理的符号媒介、结构形式、语义内容、实践语境和观念思想五大对外话语体系，建立健全中国扶贫对外话语的全球传播体系。

在新冠疫情严重冲击、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部分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我们不仅要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更要在全球贫困治理领域发挥引领作用，把中国行之有效的变革式、开发式、攻坚式、精准式等中国扶贫模式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扶贫理论介绍、分享、推广到全球贫困治理实践中，从而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尽管中国扶贫及其经验的国际分享已有几十年的历程，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仍处于国际合作和国际传播的初步阶段，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或国际传播，中国面向海外的区域国别研究则亟待加强。为此，本书以21世纪以来主要国家和区域，如北美洲、亚洲、欧洲、非洲、拉美和中亚等代表性国家的贫困治理情况为研究内容，考察其贫困治理历程、现状、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外贫困治理对比分析以及中国扶贫对外话语体系研究，从而为中国国际减贫合作提供国情参考。本书在总结提炼中国扶贫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同时，引导合作国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实践中探索中国扶贫模式本土化的实现路径，为讲好中国扶贫故事提供国别区域实情参考，为实现共同富裕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基础研究依据和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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