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会议报告精选（上）|碳中和背景下的国际关系变局

　　导语：2021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中，“碳中和”“碳达峰”被首次写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旋即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碳中和作为节能减排领域专业术语，强调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一定时期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等节能减排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收支相抵。在2020年9月召开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向世界郑重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碳中和的国际关注度直线上升，与当前各国经济发展及二氧化碳排放量密切相关。实现碳中和的过程必将对一国产业结构布局、能源结构、新能源开发利用等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也成为国际气候博弈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核心矛盾。尽管《巴黎协定》是人类历史上参与范围最广的全球减排协议，但世界各主要国家就碳中和议题、减排目标及具体减排举措仍存在较大冲突和分歧。

　　“一带一路”数据库精选相关主题研究报告，梳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及主要国家减排目标实现进展，分析全球气候治理新格局及中国的角色定位，助力用户把握节能减排背景下国际关系变局。

 

一、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一）前疫情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重要进展

　　2015年12月，近200个缔约方一致通过的《巴黎协定》确立了以“国家自主贡献+每5年一轮盘点与政策评估”为核心的全球减排新模式，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入新的阶段。各个国家公司、投资者和公众等都采取了雄心勃勃的行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取得积极进展。

　　1. 煤炭产业进入深度调整期

　　全球在建燃煤电厂数量连续四年大幅下滑，燃煤发电在2019年创下历史新低，煤电产能比2015年下降了66%。截至2020年9月，已有34个国家、33个地方政府和44家企业组织加入了“弃用煤炭发电联盟”（PPCA），承诺逐步淘汰燃煤发电，支持清洁发电。

　　2. 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保持高速增长

　　2019年电动汽车的全球销量突破210万辆，占全球汽车销量的2.6%，同比增长40%。已经有35个大城市的先锋领导人签署C40零化石燃料街道宣言，承诺从2025年开始只采购零排放公交车，到2030年在城市主要地区实现零排放。

　　3.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绿色债券发行市场

　　全球绿色债券已经从2013年的不足120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676亿美元，2019年再度爆发式增长53.8%，达到2577亿美元，约占发行总债券的3.5%，而五年前占比还不足1.0%。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绿色债券发行市场。2016年至2019年，中国金融机构和公司通过在境外市场发行绿色债券筹集了243.6亿美元。

 

图1  2014～2019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情况（分地区）

　　4. 来自多边开发银行（MDBs）的气候融资规模持续上升

　　2019年，MDBs气候融资规模为616亿美元，其中的76%投向减缓气候变化领域，24%投向适应领域。从目的地看，其中的415亿美元流入中低收入国家。多边开发银行是机构和私营投资者进入绿色金融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2019年，在MDBs的带动下，约1027亿美元的公共及私人资金参与到气候行动当中，使得当年气候融资总额达到1643亿美元。

 

图2  2015～2019年多边开发银行气候融资状况

　　5. 全球范围内使用碳定价机制的地区继续增加

　　截至2019年底，全球已有61个碳定价机制（31个碳市场、30个碳税机制），覆盖了全球47个国家以及30个地区约22%的温室气体排放，各国政府通过碳定价机制筹集了450多亿美元。当前全球碳市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价格偏低。

选自田慧芳《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形势与前景》，阅读全文>>

 

（二）后疫情时代引发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低碳转型带来新契机

　　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看，一方面疫情促使人们反思和探究气候变化与病毒传播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疫情对全球能源、环境和碳排放以及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产生了复杂影响，使得全球落实《巴黎协定》面临重大考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之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实体经济受到疫情和金融市场动荡的双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疫情带来的全球生产和消费“急刹车”将对全球能源、环境和碳排放造成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

　　短期内非必要的经济活动几乎停滞，显著减少了碳排放，改善了环境质量。各国为了抗击疫情纷纷采取封国、封城措施，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大幅度减少，人们居家隔离，导致短期内碳排放量显著下降。

　　长期来看，疫情客观上削弱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全球长期减排动力不足。相比疫情对排放的短期影响，防控疫情和提振经济受到各国政府的更多关注，气候变化议题被边缘化的长期影响不容忽视。但后疫情时代重构全球供应链，带来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新机遇。科技创新驱动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为全球低碳转型带来新契机。各国在制定经济刺激计划时也将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作为考虑因素，陆续发表了积极的能源和气候政策建议。

图3 疫情冲击下各国针对能源和气候政策的积极建议或态度

选自陈迎、沈维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与启示》，阅读全文>>

 

二、全球2020年减排目标承诺实现状况

　　就具体减排效果而言，在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欧盟、俄罗斯和日本已经完成了2020年减排目标承诺。

　　美国、瑞士减排虽已取得了进展，但能否实现2020年目标尚不明确。与基准年2005年相比，美国2018年全国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下降了10.2%，在剩下两年时间内要实现下降6.8个百分点，难度很大；类似地，瑞士2018年比基准年1990年排放下降了13.1%，剩下两年需下降6.9个百分点，难度很大。

　　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减排乏力甚至出现排放增长。澳大利亚全国温室气体排放自基准年2000年以来出现先增后降，在2007年达到峰值，比2000年增长了16.4%，之后出现下降，到2016年实现比2000年减排3.5%，但2017年和2018年又出现反弹，2018年减排幅度收窄到1.5%，如果这一反弹趋势持续，预计很难完成QEERTs目标。加拿大排放量自1990年以来总体呈增长趋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排放急剧下降后，2018年又回升到危机前的2007年水平，仅比基准年2005年减排了0.1%，距离减排17%的目标差距显著，且2018年比1990年排放增长了31.8%。新西兰排放趋势与加拿大类似，2018年比1990年排放增长了57.2%，但由于其QEERTs基准年就是1990年，因此尽管新西兰QEERTs仅承诺比基准年降低5%，但2018年出现的不降反增效果最为突出。

 

图4  主要发达国家（地区）2020年减排目标完成进展

选自孙若水、高翔《2020年全球气候治理形势和展望》，阅读全文>>

　　

三、全球气候治理新格局：从三足鼎立到中国和欧盟推动

（一）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改革动力主要来自州政府和区域层面，而非国家层面

　　美国联邦政府虽然退出了《巴黎协定》，但是许多地方政府仍然对应对气候变化非常积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加利福尼亚州。2002年的电力危机和乔治·W.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是该州推行气候政策改革的契机，其改革的重要经验是，虽然市场可以在环保科技的应用方面取得不错成效，但低碳经济所依赖的某些重要方面，比如对土地利用的支持必须获得政府合作。同时，在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改革动力主要来自州政府和区域层面，而非国家层面。

　　21世纪初期担任州长的阿诺·施瓦辛格对目前加利福尼亚州的气候政策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该州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管制与排放贸易机制，为企业投资于清洁技术和开发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革新提供了激励。之后的布朗州长继承了这一政策遗产，他保持了加州到2030年减排40%承诺，并通过财政刺激促使企业减少污染，以及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加州实现经济的完全去碳化。在立法方面，加州法律规定到2045年将实现电力系统的零碳排放。2018年9月主办全球气候行动峰会再次巩固了加州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低碳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选自康晓《崛起的低碳经济大国：全球低碳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转型》，阅读全文>>

 

（二）欧盟：希望重拾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地位，但内部存在分歧

　　自2019年美国政府正式通知联合国，要求退出《巴黎协定》起，世界气候治理格局由三足鼎立逐渐演变为由中国和欧盟推动。然而，欧盟在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后一度遭受质疑，而中国作为人口众多、资源分布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还需兼顾发展，因此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局面未定。

　　欧盟希望重拾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地位，但其内部存在不同声音，也面临着绿色转型资金不足和《欧洲气候法》草案约束力存疑的尴尬境地。

　　首先，欧盟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因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结构不同而存在差异，欧盟出台《欧洲绿色协议》剑指净零碳排放目标，给依赖传统能源的东欧国家带来挑战。

　　其次，以德国、荷兰为代表的欧盟北部国家对财政预算内支持绿色转型持保守态度，奥地利明确反对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增加支出。英国“脱欧”使欧盟预算留下每年60亿～75亿欧元的资金缺口，这意味着其他成员国的出资需要进一步增加。

　　再次，欧洲计划出台的《欧洲气候法》草案与国家一级的大多数同等法律相比实质内容略显单薄。新的气候法草案无法解决化石燃料行业的政治影响和环保问题，忽略了畜牧业对欧盟温室气体的重要影响，也缺少对交通脱碳的关注。

选自庄贵阳、窦晓铭《2020年全球净零碳排放动向与中国战略选择》，阅读全文>>

　　

（三）中国：坚定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

　　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既有助于加快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支持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又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中国贡献，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2015年以来国家层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对我国碳排放总量控制及峰值目标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明确阐释。我国2015年6月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确定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包括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有效控制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推进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低碳发展；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碳排放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深化各类低碳试点，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等措施。《“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更是具体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8%，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碳排放率先达到峰值，力争部分重化工行业2020年前率先达到峰值，能源体系、产业体系和消费领域低碳转型取得积极成效。

选自曹颖、李晓梅、闫昊本、匡舒雅《2020年中国地方碳排放达峰的行动与实践》，阅读全文>>

 

四、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引领者角色将更加突出

　　第一，新时代的中国将全面发展低碳经济。中国经济将全面融入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的世界经济大趋势，在国内全面推广和发展低碳经济，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表现。中国将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止于大幅提升能源消费中的可再生能源占比；加快淘汰或者革新高排放产能，同时做好产业转型中的就业培训和再就业；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逐渐优化对新能汽车企业的补贴政策，促进市场竞争，提升新能源汽车产品质量，同时逐渐淘汰燃油车；增加对高等院校与低碳产业有关专业的政策支持，为低碳经济储备充足人力资源；加强产学研合作，共同培育大量拥有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低碳经济企业；利用更加有效的综合性政策鼓励公共交通；提升天然气在冬季供暖中的比重；加强气候传播，增强公众应对气候变化认知，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知识的社会普及程度，逐渐改变公众高碳的生活方式；等等。

　　第二，新时代的中国将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和之后历次缔约方大会的参与者，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认知经历了从单纯的环境问题到经济问题，再到事关国家发展前途和人类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的转变，积累了丰富的谈判经验。同时，新时代的中国将在国内全面推广和发展低碳经济，在大幅提升自身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同时，将通过大规模对外投资、援助、贸易和科技与人文合作增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力，获得更大的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

选自康晓《〈逆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研究结论》，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