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内在逻辑与经济理性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截至2023年1月，据中国一带一路网统计，中国已与151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显示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主体多元化、合作范围广域化、合作模式多样化以及合作关系稳定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中国于2015年6月首次提出“第三方市场合作”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要性，“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也被写入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中。本文通过梳理第三方市场合作实践，提升对其合作内涵的认知，进而阐释其内在逻辑和经济理性，以期实现第三方市场合作主体利益最大化，推进市场竞争有序化。
　　一、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实践特征
　　中国将第三方市场合作表述为：第三方市场合作将中国优质产能、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有效对接，实现1+1+1>3的效果。作为一种新型国际经济合作模式，与双边合作相比，第三方市场合作扩大了合作主体范围；与狭义的三方合作相比，第三方市场合作更为强调政府角色创新且具有主体指向性、区域指向性和项目指向性。它自产生以来，便在探索中不断创新，在实践中持续发展，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实践特征。
　　1.1以项目为依托的“北—南—南”国际经济合作模式
　　第三方市场合作融“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两种模式为一体，是一种“异质性国家间的北—南—南”国际经济合作模式，即允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国家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贸易和投资开展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国际经济合作项目。根据《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和中国一带一路网统计，截至2022年11月，与中国签订《第三方市场合作谅解备忘录》的14个国家均为发达国家，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东道国，即项目落地实施所在国有34个，均为发展中国家。
　　1.2政府推动，企业主导，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完善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各国政府合力推动下，企业开展的跨国贸易与投资活动。政府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协调者、推动者和监督者，企业则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体。中国政府为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企业提供政策协调、资金支持及贸易投资准入谈判等服务，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与各国战略对接，组建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组，搭建合作论坛，创建研讨会，筹建合作基金，落实项目清单，优化合作机制，保证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顺利进行。
　　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第三方市场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将合作付诸实践的国家，中法两国在非洲开展了物流运输、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的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均获成功，这是两国不断完善合作机制的结果。政府层面，两国建立了元首热线、定期会晤、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等对话机制，与第三方市场合作委员会、合作工作组进行多轮磋商，就合作项目清单交换意见，规划合作发展方向。企业层面，双方通过中法委员会、中法企业家委员会评估项目可行性，展示中法合作成果，扩大第三方市场合作效果。
　　1.3贸易投资关系稳定，第三方市场合作基础扎实
　　根据《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统计，截至2023年1月已经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或签署相关官方文件的国家共有20个，包括11个欧洲国家、6个亚洲国家、2个美洲国家和1个大洋洲国家。从地域分布来看，欧洲国家占比最多，是中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要伙伴，绝大部分国家都与中国签订了第三方市场合作联合声明或谅解备忘录。亚洲国家占比第二，其中，据中国一带一路网数据显示，中日两国开展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最翔实、项目落地实施数量最多。
　　贸易和投资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稳定的经贸关系是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要基础。中国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伙伴国间，均保持着紧密的经贸联系和稳定的双边关系。从贸易角度来看，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澳大利亚、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美国、新加坡与中国间的贸易额在该国对外贸易额中占比较高。欧洲国家中，已经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三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在欧洲国家中也处于较高水平。从投资角度来看，202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15位的国家（地区）中，有7个国家已经与中国开展了第三方市场合作，占比接近半数。
　　1.4产业链条紧密对接，第三方市场合作区域集中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在合作方供应链和产业链对接基础上，满足第三方国家或地区发展需求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各国产业结构的差异是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基础。根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18：产业结构现代化研究》统计，在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伙伴国中，产业结构发达国家有14个，占比70%；产业结构中等发达国家有4个，占比20%；产业结构初等发达国家有2个，占比10%。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东道国即项目落地实施所在国，全部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产业结构中等发达国家占比21%、初等发达国家占比26%、欠发达国家占比53%。从《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到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都明确将第三方市场合作置于共建“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地缘依托，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合作的重要延伸。
　　1.5比较优势协调互补，第三方市场合作领域及模式多样
　　各经济体具有的比较优势为国家及地区间通过贸易和投资寻求互利关系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优质产能和低成本控制，而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先进技术、资金支持、全球销售市场渠道、跨国投资及海外项目建设等全球商业运营经验。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经济体在市场运作下，将全球价值链上不同位置国家或地区的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实现合作领域及模式的多样化。
　　市场性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基本性质。从市场推力角度看，发达国家高昂的要素成本促使他们与中国企业开展合作，高效配置全球资源，以缓解“规模不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市场拉力角度看，中国在核心技术水平、产业链和价值链地位上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中国需要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扩大企业的海外知名度、提升国际竞争力。在市场拉力、市场推力和竞争引力的作用下，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各方间优势集中、利益协调、协同共振，在多边合作视角下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梳理既有的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和国家发改委门户网站数据可知，截至2023年1月，已经开展的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模式分为产品服务类、产融结合类、工程合作类、投资合作类和战略合作类五种。就合作领域而言，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位居第一，占比33%；能源领域位居第二，占比30%；医疗、通信、环保等新兴领域的项目相对较少，分别占比8%、6%、9%。
　　二、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内涵
　　对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内涵认知，有助于探究其内在逻辑，进而阐释其经济理性。
　　2.1合作共赢理念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起点
　　合作共赢理念源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思想，贯穿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全过程。第三方市场合作摒弃了冷战思维和霸权思维，通过合理、合法竞争，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在合作博弈中获得各方利益的最大化；通过“五通”建设，打通合作通道，疏通合作困境和障碍，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国际经济合作目标。中国秉持合作共赢理念，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积极引导、鼓励企业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在遵循贸易投资规则的前提下，通过贸易投资项目带动多领域合作，实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以及资源优化配置，达到国家间、企业间共识目标、共享利益的多重共赢。第三方市场合作既存在于发达国家间，又存在于发展中国家间，也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第三方市场合作丰富了全球公共产品，使参与方的贸易投资融入全球价值链，获得贸易投资利益最大化。
　　2.2平等发展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追求
　　平等是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契约对等实现的，体现契约的公开、公平和公正。这种对等既体现在物质利益上，也蕴涵在合作方间对彼此文化理念、合作身份与地位、价值取向、包容能力等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中。通常来说，多边合作涉及的行为主体关系更加复杂，谋求共同利益、实现共同目标有一定难度。合作参与方对市场规则、文化差异、贸易投资利益点的认知程度不同，导致其利益诉求差异化。为此，第三方市场合作坚持求同存异，在各方平等的基础上，体现合作博弈思想，维护合作参与方各自的发展权利，调试制度差异，消除合作障碍和壁垒，确保各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参与贸易投资活动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第三方市场合作成为实现平等发展的桥梁。
　　2.3投资意愿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动力
　　投资意愿有主动与非主动之分。主动投资意愿缘于市场驱动，是企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对市场供需关系的反应，是企业行动力、执行力的来源。非主动投资意愿缘于政府鼓励和推动，是企业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为先而选择的投资行为。第三方市场合作兼顾两种投资意愿，发挥两种意愿的叠加效应，使其成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动力源泉，推动合作走实、走稳、走远。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和变革影响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和各国的投资意愿。第三方市场合作促进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由竞争转向合作，激发投资活力，降低投资成本，共担投资风险，互利共赢。事实证明，随着“一带一路”合作领域的不断拓展和合作市场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22年2月，中法双方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第四轮示范项目清单，其中包含7个项目，合作区域涉及非洲、中东欧等地，总金额超过17亿美元，体现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强劲发展势头。
　　2.4衔接供需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关键
　　第三方市场合作能够促进内外部供求关系转化、关系共振，形成有效的国际、国内市场双循环，使得具有技术差距、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发展水平不一的国家实现要素的流动和最佳配置，体现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扩展性。
　　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关键在于高效、无缝衔接各方供需、对接市场及连接产业。有效衔接各方供需，才能避免合作中的零和博弈及恶性竞争；有序对接市场，才能实现要素资源的跨境流动和优化配置；无缝连接各方产业，才能在合作中形成科学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推动全球产业链高、中、低端有机融合，实现全产业链合作。中国具有完整的工业产业体系，中下游行业能与欠发达国家对接，上游行业能向发达国家延伸，具有衔接枢纽的位置优势。
　　2.5契约精神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保证
　　契约精神是指商品经济社会中由契约关系所派生出的内在原则，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救济的精神。国际政治舞台风云变幻，但恪守契约精神永不改变。从法律角度观察，一个完备的契约可以有效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彼此之间构建的契约关系既是理性的自由抉择，更是利益的精确考量。合作者秉承契约精神，采用契约方式管理和约束彼此间的经济行为，确保了合作关系的稳定。与传统企业间业务合作不同，第三方市场合作通过政府协同改善市场竞争模式，搭建合作平台，发挥政府的战略部署、国际协调和组织动员功能，更凸显了承诺、守信、履约的重要意义。
　　三、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内在逻辑
　　在既有的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中，政府和企业作为局中人形成了多样化的主体关系，并通过贸易投资的内在运行机制，实现不同的利益预期。
　　3.1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体间关系
　　企业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参与者和实施者，承载着生产要素的组合及运用功能，发挥着创新先行者的示范作用。企业是否功能到位、作用充分，直接影响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规模和质量。从实践角度讲，产业链上、中、下游各类型的所有制企业，都有资格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所涉及的贸易投资活动。第三方市场合作既包括资源性合作，也包括产能合作，既有松散合作，也有紧密合作，合作方在不断地作用转化和功能互动中，构建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扶持、各取所需的互利关系，形成了贸易投资的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取向。
　　不同国家的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同频共振，形成以下三种逻辑。第一，商业逻辑。第三方市场合作是在遵循市场扩张原则的前提下，在经济体间政策相通的基础上，发生在企业间的商业行为。企业从各自的战略定位和价值主张出发，在贸易投资利益驱动下，通过“共商”寻找合作领域，筛选合作项目，评估项目可行性。商业逻辑体现了合作方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实现贸易投资既得利益最大化的诉求。第二，合作逻辑。第三方市场合作是由双边特定互惠制合作向多边扩散互惠制合作的拓展，企业间达成契约关系，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建”第三方市场贸易投资项目，“共享”合作利益，推动要素资源高效配置，构建稳定、可持续性的长期合作关系。合作逻辑体现了合作方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和可持续发展的诉求。第三，时空逻辑。从时间维度看，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间是否有过合作历史、发达国家企业所在国与第三方国家之间是否存在过“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历史关系，这些都关乎着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成效，也影响着企业对五种合作模式的选用顺序，即产品服务类、工程合作类、投资合作类、产融结合类、战略合作类五种。从空间维度看，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同国域、地域开展贸易投资项目合作，相互间整合利益目标，协调利益结构，实现合作空间区域化。
　　多元化的主体构建了多维度的关系。除了企业形成的主体逻辑关系外，第三方市场合作还蕴含政企逻辑。对于影响第三方市场合作运行和发展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政府从宏观层面加以认知，而企业则是从微观层面认知，尤其是对第三方市场合作中贸易投资项目的运行机制中的不确定因素。政府和企业从不同层面认知内外部条件，创造机会、识得机会、利用机会。这种政企逻辑关系表现为政府努力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从顶层设计上为企业创造贸易投资机会、提供制度保障，并对本国企业进行协调和引导，为第三方市场合作设计全面的贸易投资创新方案。而企业则通过研究各类机会，如既有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惯例及多边规则带来的贸易投资机会、东道国规则变化带来的市场结构改变及进入第三方国家市场的机会，以及第三方市场合作规则所带来的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机会等，在政府引导下，把握上述机会，以期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3.2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运行机制
　　第三方市场合作源于“一带一路”倡议。受国际贸易投资体系从垄断到竞争再到合作的系统性变化影响，第三方市场合作已成为组合贸易投资业务及要素资源，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稳定化及可持续化的重要模式。鉴于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多是在政府推动下由企业建设实施，投资周期长，项目金额大，所以其运行机制既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又要“国内与国外”相联合。第三方市场合作发展至今，已经建立了宏观、中观、微观三级合作平台，从贸易、投资维度助推第三方市场合作良性发展。
　　宏观合作平台以政府为主体，发挥政策对接职能，实现政策协同常态化，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要基础。政府间签订第三方市场合作谅解备忘录，形成“方向引领”、释放“信号效应”，达成合作共识；通过建立合作工作组、开展经济战略对话和高层互访，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参与国间的政策沟通，协调关税、市场准入制度等经贸规则和标准，为合作国政府权利义务规则的制定、企业合作领域的筛选、合作范围及合作模式的优选奠定基础。政策对接和政策协同可以降低合作者贸易投资活动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发生概率，避免双重税收，削减贸易投资环节的制度性成本、政策壁垒成本、贸易谈判成本和通关成本，降低贸易投资中的信息不确定性，推进贸易与投资便利化。
　　中观合作平台以金融机构、行业协会、使领馆等为主体，发挥服务对接职能，推动服务机构多元化，是第三方市场合作顺利开展的关键。金融机构、行业协会、使领馆等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促进中心和合作基金会，动态更新合作项目清单，为企业提供对外合作项目咨询、人员培训和资金支持，提高进入第三方市场的企业对当地贸易投资规制和环境的熟悉度，降低合作风险；通过开展合作论坛、合作研讨会，传递各国供需诉求，增加“一带一路”项目信息透明度，减少企业信息搜寻成本，有效缓解贸易和投资中的非对称信息问题，协调利益分配，为合作所需的人和物提供跨境流动的便利条件，促进贸易与投资稳定化。
　　微观合作平台以企业为主体，发挥项目对接职能，促进项目建设规范化，是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实施的保障。企业通过合作能力建设中心，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重点国别项目信息库和企业库。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企业会评估项目客观度、解析项目思维度、评价项目技术扩散关联度，细化项目落实所需的人、物、境以及人机关系结合度、人群关系组合度、人境关系协调度，激发贸易投资活力，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发展，实现贸易与投资可持续化。
　　从实践角度讲，第三方市场合作宏观、中观、微观三级合作平台存在着相互交叉的逻辑关系，在机制运行过程中发挥着传导作用。宏观平台中政府与政府的政策对接体现了合作逻辑和时空逻辑，中观平台中的机构与企业间的服务对接体现了商业逻辑和时空逻辑，微观平台中的企业与企业间的项目对接体现了商业逻辑、合作逻辑和时空逻辑。合作机制的内在运行过程规定着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功能作用边界，影响着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3.3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利益预期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全球治理模式和跨国性规则治理的集中体现，历经从全球贸易到全球价值链的市场化过程，承载着解决现实发展问题的重任。
　　(1）第三方市场合作是缓解大国竞争关系的战略抓手。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思潮涌动，新冠肺炎疫情长期蔓延，贸易战、技术战频发等，给经济全球化带来新挑战。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多边贸易体制，高度重视大国关系和大国引领作用的发挥，从政治、经济、外交等多重维度参与全球治理，丰富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战略内涵。中国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规避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恶性竞争，积极与英、法、比、日、韩等亚欧发达国家、周边国家构建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彼此的利益关联，避免陷入合作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
　　(2）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利于推动中国伙伴关系建设。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愿意与中国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伙伴关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统计，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双双实现新突破，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总额达39.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4%，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9 36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吸收外资全球占比大幅提高，实际使用外资规模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比重的15%，连续四年蝉联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中国的贸易投资地位和完备的工业体系为第三方市场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方市场合作是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的多边化市场合作，加强了要素与资源的多向流动和知识的传播，能够吸引更多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享“一带一路”成果，对内有助于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的合理发展，对外有利于平衡中“邻”外交关系，实现经济合作多边化、政治多极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内具活力、外具张力的伙伴关系。
　　(3）第三方市场合作为国际经济合作开启新模式。第三方市场合作以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开端，在企业间、政府间、政府与企业间开展全方位的国际经济合作，每一份第三方市场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都是各国政府达成合作共识、协调国家间经贸规则规制的结果，每一个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都蕴含了共同利益观、价值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体现了参与国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决心。从经济内涵考量，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共建共享共赢为实质内涵，通过资源再分配和市场深度整合，稳定和延长全球价值链，实现全产业链条合作。从合作机制角度考量，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多边合作机制为基础，实现了合作主体多元化、合作模式多级化、合作项目多样化。从经济价值角度考量，第三方市场合作改变了经济增长模式，优化贸易投资结构，实现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化。
　　四、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经济理性
　　本文界定的经济理性，是指经济体根据客观规律，利用市场机会，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所涉及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中所追求的经济目标、所做出的行为选择以及所选择的合作模式均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具体表现为，第一，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各利益方权衡“成本—收益”关系，通过理性选择，实现贸易投资利益最大化目标；第二，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在自身要素禀赋的约束下，对标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要求，理性选择合作的模式及区域。
　　4.1兼顾多方利益，达成理性合作目标
　　第三方市场合作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多边合作机制，在生产要素可自由流动的前提下，顺应市场经济基本逻辑，在制度与规则实现“软联通”的基础上，开展基础设施的“硬联通”。第三方市场合作过程，是参与合作的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优选过程，是实现市场利益、贸易利益、投资利益及市场规模最大化的有效途径。之所以称之为理性目标，是因为第三方市场合作把握了得与德的关系，兼顾自得利益与他得利益，统一商业道德与社会道德，融合战略价值和国际道义价值，在道德法则下，使合作方获得真正心安理得的利益，实现多方共赢。
　　对第三方国家而言，第三方市场合作结合了技术、标准、装备、管理、服务及资金等多种生产要素，将完整的产业体系转移到沿线国家，将国际援助、技术帮扶、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融入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提升了沿线国家自身的发展能力，改变了其作为原材料采集地和产品销售地的被动地位。对中国而言，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利于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模式，实现国内国外市场双循环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对发达国家而言，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能够实现生产要素转移，有利于解决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和生产要素投入不断增加导致的“规模不经济”问题。
　　4.2利益机制博弈，获得理性合作行为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曾说过：合作是不同激励元素耦合的结果，其中既包括源自合作方内部以加强合作关系为目标的内在因素，也包括来自外部以共同应对外部风险和威胁为目标的外在因素。以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例，从经济角度讲，各利益主体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可获得贸易投资收益，我们称之为“三方收益”，与之相对的，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需要付出的成本称之为“三方成本”。从政治角度讲，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改善国与国之间双边关系的一种途径，有利于减少分歧，即在合作过程中可以产生“双边收益”。”。从第三方市场合作实践来看，内部分歧多发生在双边之间，单纯解决双边内部分歧需要付出的成本称之为“双边成本”，这一成本不因是否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而改变。
　　合作是成本和收益的权衡，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各利益主体都要分担资源的使用代价，都要权衡分担代价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平衡。当不存在内部分歧时，即双边成本为0，只要三方收益大于三方成本或大于双边收益，各主体会以最主动的态度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当存在内部分歧时，各主体付出双边成本解决分歧，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获得双边收益，而付出三方成本可收获三方收益，同时也可能会收获双边收益。此时，各主体做出理性行为选择的关键取决于三方成本和双边成本的博弈。若三方成本小于双边成本且三方收益大于双边收益，或不存在双边收益时，各主体会以次主动的态度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若三方成本大于双边成本且三方收益大于双边收益，或不存在双边收益时，各利益主体会被动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若三方成本大于双边成本且三方收益小于双边收益，第三方市场合作无法开展。由此可见，第三方市场合作各利益方是在权衡成本和收益关系后，做出是否与另外两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基本判断，这种判断符合经济理性的要求，是三方利益机制博弈和国家战略博弈的结果。
　　4.3比选贸易投资发展路径，形成理性合作模式
　　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参与国拥有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各异，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营商环境参差不齐，发展诉求不尽一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将第三方市场合作划分为产品服务类、工程合作类、投资合作类、产融结合类和战略合作类五种类型。面对多样化的合作模式，各方立足本国实际，理性思考如何比选贸易投资发展路径，如何优选合作模式、合作区位以实现贸易投资利益增长。
　　高收入国家多为发达国家，法律制度健全、贸易投资政策完善、营商环境良好，产业聚集力和辐射力强大。历经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高收入国家间早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区域贸易投资网络，具有稳定的贸易投资关系。中国与高收入国家采用多种模式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优选投资合作类项目，以产业链为纽带，进行跨国并购和相互投资，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彼此间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互套嵌、相互融合，扩大贸易与投资。
　　相较于高收入国家来说，低收入国家在资源禀赋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营商环境上与之存在差距，贸易投资政策不稳定。第三方市场合作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东道国政府行为，弥补其制度环境上的不足。中国在低收入国家开展的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多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可优选产融结合类、产品服务类、工程合作类合作模式，将原本用于援助的资金转变为以私人部门贸易投资的形式注入发展中国家，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改变低收入国家对国际援助的依赖，改善其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为实现贸易创造奠定基础。
　　中收入国家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区域内资源禀赋的整合协调能力较强，他们和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过殖民统治的历史渊源，对第三方国家有较为深入的了解。第三方市场合作能有效减少中收入国家间贸易投资的同质竞争和不公平竞争，中国与中收入国家可以首选战略合作模式，形成战略联盟，在研发、制造、工程、资本、人才等方面实现企业间全方位、多领域和深层次的合作，实现贸易转移和投资扩大。
　　从合作区域来看，考虑到第三方市场合作谅解备忘录是逐年分批次签订的，所以需要构建梯队发展层次，聚焦亚非，按区域分界、按国分段选择合作领域，挑选合作项目，打造合作项目标杆。中国可以将东南亚国家作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第一梯队，充分借助《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在降低关税、原产地规则和统一市场准入规则方面的积极作用，扩大第三方市场合作伙伴关系；将南亚地区国家作为第二梯队，优化经贸合作风险结构，避免“龙象之争”对贸易造成的不利影响；将西亚地区国家作为第三梯队，强化地缘经济的优势互补原则，着力为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谋福祉；将非洲作为重点地区，在能源领域，利用非洲国家天然具有的可再生能源优势，打造示范性项目。
　　结语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对传统经济与贸易实践的深化和发展，是实现国家间合作互利共赢的道路选择，对推进多边主义合作机制、“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缓和大国博弈关系以及探索全球价值链的稳定和延长有着重要意义。第三方市场合作丰富了国际经济合作模式，通过其内在逻辑赋予国际经济合作规避恶性竞争、避免零和博弈、缓解大国博弈关系等新功能，通过其特有的经济理性对全球贸易投资进行优化比选，所蕴含的合作理念、所体现的利益诉求，契合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趋势。
　　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内涵规范了其内在逻辑，同时，其内在逻辑关系又形成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经济理性目标、行为和模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行业需求不断增加，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为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在充分肯定第三方市场合作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应看到，各国市场完善度、技术标准及项目推进政策的不同会给第三方市场合作带来风险。所以，合作需要坚持多边体制，从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优势互补、兼顾多极化利益目标等方面，推广第三方市场合作价值，增强合作效能，提升合作质量，完善合作机制，力求第三方市场合作稳中求进，稳进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