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发展治理与中国全球发展治理话语权提升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目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发展治理面临空前挑战。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在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积极与各国分享发展机遇和发展经验，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推动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发展领域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话语权，“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全球发展倡议”等逐渐成为代表性中国话语。未来，各国围绕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将继续加剧，中国需进一步思考提升和夯实全球发展治理话语权的途径，以更好地与各国携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发展与全球发展治理
　　全球发展治理是针对全球发展问题的治理，是各个国际行为体在发展领域进行治理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是国际社会依托国家、国际组织/国际机构以及个人和私营部门，依据各类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原则，针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的组织和有目的干预，通过多边协调与合作以实现发展目标。
　　当前，全球发展治理主要基于两类主体和两种原则。全球发展治理主要依托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依据多边合作原则，通过这些机构发布发展目标、制定相关规则、推广相关规范以及推动治理合作。20世纪60—90年代，联合国以10年为一个规划期制定了“四个发展十年”战略规划，围绕发展问题在具体操作层面为各多边机构和各国指明了努力方向。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国际和地区组织及机制积极参与发展治理合作，对现有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进行了补充。一些私营部门、社会组织和慈善基金等行为体也更广泛地参与到全球筹资和投资中。
　　个体国家也是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实施发展援助直接参与发展治理。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也更多参与到国际援助中。
　　发展治理强调整体发展原则。发展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不能孤立解决。多数发展问题难以依靠单一国家和地区彻底解决，需要全球层面、地方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全面参与和推动。整体发展原则被纳入联合国规范体系和其他地区的法律和规则中，也是国际社会努力推动的准则和规范。
　　发展治理强调可持续发展原则。《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原则。之后，千年发展目标成为首个公认的全球发展规划。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强调人类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强调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环境保护三个因素之间的协调，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流理念。
　　全球发展治理困境及原因
　　（一）治理效果不彰，治理不充分、不平衡
　　发展问题一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难题，治理效果长期不够理想。在消除贫困和饥饿、教育普及、性别平等、降低传染病发病率和改善母婴健康等主要发展问题方面，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明显落后。不同国家和地区治理效果差距显著，不同治理领域的治理成效也不平衡。
　　与此同时，贫困在全球的分布和具体形式发生了转变。发达国家近年来同样面临发展问题，如贫困加剧、收入不均、分配差距拉大、中产阶级人数减少等，经济不景气也使其减少了国际发展援助。
　　（二）治理主体、治理理念和治理实践转型，加剧治理困境
　　一是治理实践处于转型之中，以西方治理为主导的传统发展治理实践滞后于当前全球发展治理所需要的新理念，手段和目标改进不足，发展治理低效且不平衡，部分发展问题难以达到治理目标。发展治理经常缺乏地方关怀和可持续性。
　　二是治理主体处于转型之中，增加了治理的复杂性。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援助能力和意愿下降，希望将提供全球性发展资金和资源的责任向新兴发展中国家倾斜，但又不愿分享主导权和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治理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并没有改变。
　　三是治理理念和知识生产处于转型过程中，难以跟上治理需求。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发展治理的理念、标准、规范和议程，以及全球发展框架和话语，难以有效应对全球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发展治理必须遵循整体治理思维，需要以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和发展变化的方式进行多元、多维治理。
　　（三）治理制度部分失灵，治理合作意愿减弱
　　一方面，全球发展治理制度大部分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话语权仍不足，影响有限。另一方面，相关国际机制约束性不强，影响了机制的有效性。西方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长期达不到联合国规定比例。既有制度面对违反规范、规则的行为缺乏明确、有效的惩罚手段，约束力不足。部分机制独立性低，往往受制于利益集团政治斗争、大国间战略关系等多方因素。而全球发展问题多数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制度不平衡的弊端日益显现，治理成果的普惠性和共享性不足。
　　（四）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加剧多边合作困境
　　大国博弈、地缘竞争加剧和传统安全回归等因素不时破坏全球发展治理的大环境，削弱了国家发展动能。一些国家的全球战略导致不少国家和地区陷入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等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困境。美国挑起中美经贸摩擦，试图与中国贸易“脱钩”。新冠肺炎疫情加剧经济衰退，全球发展治理的多边合作难以维系。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人们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至诸如冲突与战争这样的传统安全领域，发展问题在国际议程中被边缘化。
　　中国成为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贡献者
　　（一）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独立自主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互助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开启了发展步伐，踏上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新征程。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规定任务，中国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1956年，“四个现代化”被写入新修订的党章。1949—1978年间，中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中国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更多是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发展互助，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本拒绝国际援助。由于彼时经济条件较有限，中国主要以援助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为主。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56年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1964年宣布以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不附加任何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确立了中国开展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这一时期中国在援助方式上相对单一，对外援助高额支出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匹配。
　　（二）改革开放到2012年：自身快速发展，积极对接全球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发展视为第一要务，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战略。21世纪以来，中国日益重视可持续发展，2000年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演变。
　　在参与全球发展方面，中国进行了一些战略调整，把对外援助视为战略支出，强调须量力而行，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由过去单纯提供援助转为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适度调整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布局、结构和领域。1982年中国提出新时期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即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参与全球发展治理体现出新特点：不再简单以意识形态划线，对外援助成为推动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途径。进入21世纪，中国力所能及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强调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促进双方合作发展和发展效益，兼顾安全等其他效益。
　　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发展治理体系，与相关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尤其是联合国框架下的各类制度接轨。中国积极学习与借鉴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与规范，积极加入各类国际组织、机构以及各类公约和条约。中国从拒绝接受对外援助转变为主动接受援助和资金支持，积极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并获得国际认可。
　　中国还不断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通过多样化的援助形式助力其发展。中国坚持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对外援助，积极参与全球发展治理。
　　（三）党的十八大到二十大：推动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合作，形成了自己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中国高度认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强调以人为本、国内国际协调。中国对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立场和路径等日渐明晰，2021年1月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明确了参与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治理的中国立场与原则。
　　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同其他国家分享发展经验，主动向世界提供发展治理新知识、新经验。对外援助从“授人以鱼”转向“授人以渔”。中国参与全球发展治理体现出更多主动性和针对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分享发展机遇，提升全球发展治理体系的公平性和普惠性。中国积极倡导或参与建设二十国集团、亚投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机制，为全球发展治理提出新动力、新机制与新手段。
　　中国全球发展治理话语权的提升
　　（一）推动国内发展与全球发展良性互动，塑造全球发展治理的实践话语权
　　中国以国内发展治理带动全球发展治理，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发展成就首先体现在经济实力大幅提升，这也带来了中国在教育、文化和科技等领域的巨大进步，体现了全面发展的理念和目标。国内成功发展为中国助力全球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保障，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积累了经验，并探索了和平发展的新路。
　　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了全球的繁荣与稳定。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和人类发展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采取系列有效措施，对防止危机恶化起了重要作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制度化来推动国际合作、基础设施提升和民生改善，以国内发展经验为全球发展治理提供借鉴。
　　中国在治理理念、模式、政策和手段方面不断开拓创新，以自身发展治理的知识和经验对全球发展治理实践提供有益补充。一是坚持平等性、自主性和开放性。二是制度互补性，倡导新旧制度互补对接。三是社会性和人本性，针对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等进行综合治理，最大程度避免分化对立。未来，中国需要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树立全球发展治理的实践话语权。
　　（二）坚持理念创新，塑造全球发展治理的理念话语权
　　全球发展亟须符合时代需求的发展理念和强有力的领导、协调与合作。一是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把发展问题视为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核心。二是坚持和平发展，为国家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努力成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三是统筹安全与发展，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全球发展构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四是倡导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包容性和普惠性，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为各国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
　　（三）加强制度构建，塑造全球发展治理的制度话语权
　　第一，用好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在现有制度中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中国与联合国在发展治理合作方面一直良性互动。未来，可以与其他新兴经济体携手在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内推动全球发展治理，继续推进“一带一路”与现有的各类国际制度对接。
　　第二，加强制度创新，为全球发展治理搭建制度性平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创办不同合作机制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有效与其他国际机制和平台展开良性互动。
　　第三，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进行制度建设。2022年1月，“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成立。2022年6月中国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
　　第四，加强南南合作，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中国倡导成立亚投行，把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关系联盟等。未来，这些都是提升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重点领域。
　　（四）提炼发展实践，塑造全球发展治理的理论话语权
　　中国的国内发展实践和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实践需要总结提炼和理论升华，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和理论启示，也进一步丰富全球发展治理的理论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如何落实，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全球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和统一，如何缩小发展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实现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如何在制度设计实践中实现开放性、包容性、普惠性并使其更符合当前的全球发展需要，都需要深入理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