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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
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陈奕平   发布时间:2018-12-03

  2013年,中国领导人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在于民心相通,而实现民心相通的基础在于人文交流、相互理解和尊重。古代丝绸之路既是商贸之路,也是人文交流之路。沿线沿岸国家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以及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如何推进“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是摆在决策层和学界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以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华文化传播、民心相通和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等方面的作用为案例,探讨海外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的路径、机制和平台。

  1.“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视野下的海外华侨华人资源

  目前,海外华侨华人已超过6000万人,分布在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力量。石汉荣将侨务资源定义为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中的资本、科技、人才、信息、知识、网络等综合资源储备。高伟浓从教育、传媒、文化、参政等方面论述华侨华人资源。本文按华人社团、华文媒体、华文学校和华人精英进行分类梳理。

  (一)华人社团资源

  一般上,我们所说的海外华人社团,在我国与他国(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关于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未解决之前,实际上主要是指华侨社团。《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社团政党卷》对华侨社团做了如此定义:“早期移居国外的华侨,为了团结互助、联络感情、共谋生存与发展,或以血缘宗亲,或以地缘同乡,或以业缘同行等为纽带,自发建立互助联谊与自治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源于中国明清时代出现的秘密会社及以后的会馆,有其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根源。”这个解释对早期的华侨社团来说比较全面,也比较准确。对于华人社团,马来西亚刘崇汉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一文中认为:“华人注册社团(简称华团)是基于共同宗旨(包括地缘、血缘、业缘性原则或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传统性或非传统性组织。”

  关于海外华人社团的数量,学界长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近年来,国家侨办组织力量对“海外华侨华人的情况”进行调研,发现目前华侨华人社团已逾2.57万个,种类丰富多样,活动也越来越频繁。传统意义上,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团组织以东南亚居多。但近年来北美华侨华人及其社团组织蓬勃发展,增长势头明显。据台湾地区侨务主管部门的统计,海外华人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团体1950年至1980年从5000个增加到近9000个。在这期间,美洲华侨华人社团的增长速度更快,从占总数的约1/8增到占总数的近1/4,由此反映出这一地区移民的增长,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移民的增长。至2013年,美洲地区侨团占海外侨团的比例达到67.1%,其中美国就占53.6%,而亚洲地区仅占18.6%。有报道指出,仅马来西亚一地就约有9000个华人社团,但北美地区侨团增长趋势是很明显的。在海外华人社团的分布方面,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统计,在全球10000多个华人社团中,亚洲的海外华人社团最多,占总数的67.68%;其次是美洲的华人社团,占总数的24.77%;其他洲的华人社团较少:非洲的占3.06%,大洋洲的占2.57%,欧洲的占1.91%。关于海外华人社团组织,我们将它们大致分为如下几类:地缘性社团(方言会馆或乡团)、血缘性社团(宗亲会馆)、业缘性社团、文(学)缘性社团、宗教社团、会社等。

  近年来,随着海外华人人数的迅猛增加及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华人社团也呈现愈发复杂和多样化趋势,社团无论在数量、规模和功能等方面均已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出现了诸多崭新的时代特点。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更深层次开展,海外华人社会与我国在经济、文化、政治、教育等诸多领域的联系更为密切,形成互相渗透交织的多重网络。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实施文化兴国战略,需要借助海外华人社团的力量,善用其资源,弘扬中华文化,彰显中华文化的魅力。

  (二)华文媒体资源

  海外华文传媒有悠久的历史。它们积极报道所在的华人生活,但也主动融入所在国;它们热烈地关心中国,但也关注所在国华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当前,海外华文传媒出现许多新情况与新动态,特别是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海外华文传媒呈现出传播全球化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海外华文传媒接近1000家,其中华文报刊854家,华语广播103家,华语电视频道71家,华文网站超过300家。截至2016年7月16日,通过对华文网站、华文客户端(App)、微信、微博、脸书(Face book)和推特(Twitter)的统计,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全球华文新媒体总量有4292个。其中,华文网站占多数,占49.3%。彭伟步认为,华文传统媒体希望通过创建新媒体,加强平台建设,以实现媒体转型的道路任重而道远。由于华人数量以及分布存在较大的差异,从世界各国的华文传媒发展状况来看,各地区、各国家的华文传媒出现分化的现象。一方面,传统华文报纸、电视、电台面临多种挑战,市场及受众呈现稳中下行的态势;另一方面,华文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数量无法统计,特别是社交新软件,如面书、推特和微信日益成为海外华人重要的信息来源。

  为了继续弘扬中华文化,许多华文传媒特别是华文报纸坚持文化传播的理念,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比如,泰国华文电视从中央电视台购买《三国演义》,播放后收视率居高不下,受到华人观众的热烈欢迎。报纸则发挥文学表达和形象构造的优势,推出了许多副刊。泰国《新中原报》的“艺术快拍”“集萃”“神州新姿彩”等专版,凸现出浓郁的中华文化色彩。菲律宾《世界日报》则开辟一份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副刊,内容有华语影视节目的介绍、本地专栏、特写、漫画、小说、艺术、幽默等。它开辟的华语学习园地,为菲律宾华人学习中华文化提供了窗口。这些以反映当代人生活为主题的副刊文章,承载了中华文化与异域文化交流的历史和现状。华文传媒所呈现出的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是联系海外各国华人的精神和纽带,体现了华文报刊存在的价值和所作的贡献。

  (三)华文教育资源

  海外华文教育是以海外华侨华人为主导、面向海外华裔而开展的华语和中华文化教育活动。海外华文教育既为华人社会和所在国家培养了懂华语的人才,为维持和增强华人社会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手段,也为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渠道。一方面,华文学校植根当地,在宣传中华文化方面具有丰硕成果和丰富经验,能更好地实现文化推广功能。华文学校是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重要支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增强、中国政府对华文教育的重视和海外华社对华文教育的需求,华文教育进入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期。据国家侨办2014年的统计,海外华文学校总数为4869所,在校教师总量为8.12万人,在校生总量为162.13万人,平均每校有教师约17人、学生333人。另一方面,长期存在、遍地开花的中文学校可在教材、教法、教师的当地化乃至与主流社会的沟通等,为国际汉语教育的开展提供具体有力的支持。正因为在传承与传播汉语和中华文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华文学校成为向主流社会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

  (四)华人精英资源

  学界对于华人精英的概念没有权威的界定。华人精英一般指在其所从事领域获得显著成就、贡献突出,其所进行的活动在海外华人社区及所在国乃至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华人群体。关于华人精英的分类,目前没有非常明确的标准,从其从事的领域及职业特点来划分,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华人政治精英、华人经济精英、华人科技精英和华人文化精英四类。

  就华人经济精英而言,据2009年《世界华商报告》统计,亚洲地区华商总资产约3.2万亿美元,总营业额超过1万亿美元。全球华商的总资产达到3.9万亿美元,加上中小企业,总资产约在4.5万亿美元以上,产值在1.3万亿美元。

  在华人科技精英方面,60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智力资源。当前,海外有数百万计的华人专业人才,高度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东南亚也有相当数量。根据美国全国科学理事会数据,220万个在外国出生的科学或工程学获得者中,来自中国的科学或工程学位获得者占11%,约24.2万人,有22%的科学或工程博士来自中国。

  在文化精英方面,很难确切估计华人文化精英具体数据。除了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广大华人文化精英资源散布于各种华侨华人社团及各种文化传播平台中,他们同时活跃在华侨华人专业社团、华文媒体及各种文化活动中。因此,华人文化精英与前述其他华人精英通常存在身份重合的情况。以美国华人社团组织“百人会”为例,这个聚集了美国华人各行各业精英的组织中,就有为数不少的华人文化精英。

  华人作家也是华人文化精英的重要成员,他们的文学作品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华文作家协会中,华人作家的数量不在少数。北美华文作家协会共有26个分会,有会员近1500人。加拿大中国笔会成立于1995年,目前有近100名会员,以旅加大陆作家和学者为主要成员,吸收港台和东南亚移民,在世界华文文坛展现出一道璀璨夺目的文学风景。国际新移民华裔作家笔会成立于2004年,有会员60多人。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庞大的留学生群体是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从1978年到2016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458.66万人。其中136.25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322.41万人已完成学业;265.11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2.23%。

  2.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

  海外华侨华人祖祖辈辈在当地生存发展,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广泛的人脉联系以及融通中外的文化优势,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和软实力建设中能发挥独特且重要的作用。

  (一)传播中华文化

  作为沟通中国与居住国桥梁和纽带的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建立类型多样的社团组织,创办各种华文学校及华文媒体,创作多种类型的华文文学,开展多种华文教育活动,一直积极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维护、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海外华侨华人还在吸收当地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发展中华文化,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海外华人文学与艺术氛围,为当地人民乐见并接受。海外华侨华人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一是表层的器物文化,如茶具、灯笼、对联等;二是行为文化和习俗文化,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各种节庆,华人婚礼等;三是华侨华人身上展现的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

  (二)介绍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为世界所罕见。1978年到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8%上升到16%,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速达到9.3%。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于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就中国国情和发展道路的介绍,中国政府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海外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在这方面的巨大潜能还未得到充分发挥。“海外华文媒体、华人社团、文化中心和华侨华人热心人士都在不同程度,以不同方式介绍中国的国情现状和发展模式,尤其是海外华文媒体近年来普遍增加了对中国新闻的报道,不断扩大版面和报道强度,介绍中国政治昌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

  笔者所主持课题的海外问卷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以马来西亚为例,课题组针对华人和其他族裔(主要是马来族人)分别设计了两道题目:“您的朋友、邻居或者同事是否曾经通过您了解以下有关中国的事项”“您是否曾经通过您的华人朋友、邻居或者同事了解以下有关中国的事项”。从调查结果看,马来西亚华人在介绍中国文化或艺术、经济发展和现状,传播中华价值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介绍或打听文化或艺术方面的比例分别达到72.8%和82.7%,中华价值观方面分别达到76.8%和73.5%,经济发展和现状分别为46.6%和62.5%。值得注意的是,或许出于某些原因,马来西亚华人在介绍中国政治发展和现状的作用相对薄弱,分别为38.4%和42.8%。

  (三)侨务公共外交与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解、支持和解释

  公共外交很早就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在当代更成为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7月17日,中国领导人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明确要求“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我们将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中国发展的历史与实践表明,华侨华人是中外交流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桥梁与纽带,也是中国海外利益重要的开拓者、承载者和有力的维护者。华侨华人曾为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化解外交僵局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陈香梅对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她频繁地穿梭于中美两国之间,为促进中美友好做了许多工作;马来西亚华人曾永森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中马外交的“破冰之旅”,为促成中马建交立下汗马功劳,被人们誉为“马来西亚的基辛格”。

  3.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的路径和机制

  海外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的的路径和机制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一)华侨华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渠道和路径

  1.海外侨胞的行为文化、观念文化渠道

  海外侨胞的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渠道,包括海外侨胞的节庆习俗以及海外侨胞的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它们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魅力在当地社会乃至国际社会中得以展现。华侨华人遍布世界各地,是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遍布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中餐馆、中医诊所、华文学校、中华武馆等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场所和路径,而春节、中秋等节庆及华人的婚丧习俗活动让西方人有了“零距离接触”中华文化的机会。

  2.华社“三宝”渠道

  华人社团、华文媒体和华文学校并称华社“三宝”,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春节期间,海外华侨华人社团都会举办舞龙舞狮、春节大游行、花车表演、美食节、联欢晚会等各种喜庆的活动。华侨华人社团举办的活动不限于唐人街,也常常走出华人社区。之前,海外华侨华人庆祝春节,主要基于文化的无意识,是华侨华人自娱自乐的行为,或为怀乡故国,或为教育子女,基本上都在华人社区举行。随着影响力的提高,海外华侨华人相关活动展现悠久独特的民族文化。

  海外华文媒体人向来以传播中华文化为重要使命,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渠道。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海外华文媒体也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在2007年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闭幕式上曾说:“海外华文媒体正处在蓬勃发展期,华文媒体行业具有光明的前景”“华文传媒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力量,是扩大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文化使者”。如《美南日报》关于中国大陆的678篇报道中,政治类报道185条,经济类报道196条,社会类报道226条,文化类报道71条。

  华文学校是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重要支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增大、中国政府对华文教育的重视和海外华社对华文教育的需求,华文教育进入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期。海外华文教育既为华人社会和所在国家培养了懂华语的人才,为维持和增强华人社会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手段,也为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渠道。比如,印度尼西亚巴厘文桥三语学校几乎每年都举办春节晚会,活动吸引当地民众观看。

  3.海外华商和华人精英渠道

  海外华商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传播者。“华商”特指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海外华侨华人群体。全球华商总资产达到数万亿美元,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股重要经济力量。他们既是中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桥梁和推动力量,也是展现和传播中华文化的推动力量。华商独特的经营理念、管理文化其实源自中华传统文化。华商在企业管理中强调“诚信”“以人为本”“和气生财”“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等价值观,“对家庭和睦、增强企业凝聚力,乃至社会稳定和发展,无疑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华人企业凭借血缘、亲缘、地缘形成了广泛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网在华人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现代商务网络。华商活跃于国际经济舞台,不但成为我国侨务工作的重点对象,也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争取的对象。

  而海外华人精英则通过学术著作、学术活动及媒体文章等形式传播着中华文明特有的思维方式、哲学观念、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等文化内涵,并探讨和宣讲中华文化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作用。比如,作为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的杜维明,长期致力于儒家文化的研究与传播,诠释中国文化、反思现代精神、倡导文明对话,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2013年2月,在联合国“文明联盟”第五届全球论坛上,杜维明成为唯一的主题发言人论述“跨文化对话在我们所处时代的意义”,突显出华人学者在世界讲坛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中国道路和对外政策的传播渠道和路径

  华侨华人通过个人渠道、海外华文媒体、华文教育及华人精英的著述和演讲,介绍中国国情和发展模式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侨务政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使海外侨胞对祖(籍)国具有较强的认同感,他们对于祖(籍)国的发展及其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海外侨胞在促进我国对外交往、协助我国开展外交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华侨华人通过个人渠道、华文媒体、华文教育及著述和演讲向世界解释和宣传中国,成为加强沟通理解、推动友好合作的“民间大使”。

  华侨华人社团尤其是定期举行的世界华商大会这类世界性的组织网络和社团活动,密切了华侨华人与中国的联系,推动了华侨华人居住国与中国的交流合作。近年来,海外华侨华人社团逐渐走向国际化,形成了不少世界性华侨华人组织及网络。这些世界性华侨华人组织及网络不但是华侨华人贸易合作与文化交流的平台,也是密切华侨华人与祖(籍)国联系,加深对祖(籍)国了解与合作的重要渠道。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世界华商大会(World Chinese Entrepreneurs Convention,WCEC)就是这样的组织,它于1991年8月在新加坡召开了首届大会。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世界华商大会已先后在新加坡、中国香港、曼谷、温哥华、墨尔本、吉隆坡、首尔、神户举办,规模也不断扩大,影响力与日俱增。2013年9月,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在中国成都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104个国家和地区,人数近3000名。世界华商大会“成为世界各地华商促进经贸合作的纽带和桥梁,有效地促进了华人华商服务当地经济,推动了所在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密切了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

  4.影响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的因素及政策建议

  海外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

  (一)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面临的挑战

  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和国家形象建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

  一方面,国家间关系、住在国政策和舆论会影响华侨华人的参与。比如,华侨华人住在国与中国之间关系波动或交恶都会影响对华态度,影响当地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也会影响华侨华人参与中国软实力建设的积极性。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掀起新一轮“威胁论”,当地华侨华人就受到极大的影响。2018年7月30日,美中政策基金会、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服务处前主任王冀(ChiWang)在《南华早报》发表《随着美国对华恐惧情绪日益严重,华裔人士正面临前所未有冷战》一文,表达对社会怀疑其忠诚的不满。文章写道:当今美国,与冷战年代麦卡锡主义“相似的氛围正在我们的社会中形成。……恐惧和猜疑不仅限于国会听证会,这种情绪已经蔓延到每个政府部门,甚至美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如今,即便中国留学生和美籍华人也已经受到波及。”他说,虽然在美国生活了70多年,退休前为美国政府工作了50年,使我变得不再值得美国社会信任……我发现自己在这个无比熟悉的环境里不再受到欢迎了”,“自从踏上美国的土地以来,我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感受。”

  另一方面,当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人文交流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人文交流的内涵不明确;人文交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不太清晰;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不够;官方色彩较浓,民间角色不够突出;对内话语和对外话语的区别重视不够;合作共赢思维有待加强;人文交流成效评估缺乏等。

  (二)政策建议

  1.合作共赢思维:民心相通和软实力建设的原则

  现实主义权力观强调竞争性和排他性,追求相对收益,即使欧美软实力理论也倾向从竞争性视角看待中国软实力的建构与运用,“大部分都持一种零和观点,以消极而非积极的心态看待中国软实力的发展”“着眼点还是为提醒西方政府如何应对中国软实力上升可能带来的问题以及西方政府的应对之策”。

  海外侨胞在居住国的表现力、影响力是祖籍国感召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一环,是促进民心相通的基础之一,但要发挥海外侨胞的作用,我们认为还要有共赢思维。过去,我们更多地强调华侨华人对中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贡献,但随着中国的强大,西方某些国家政府和民粹分子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危言耸听地渲染“威胁论”,华侨华人有时被诬蔑。为驳斥这样的诬蔑,消除华侨华人居住国政府和民间的顾虑,我们应当强调,作为软实力的海外华人资源的“共赢性”,即对华侨华人、居住国和中国等多方的贡献。同时,我们还要注意软实力话语的内外差异及国际传播内容和方式。

  其实,中国政府一向强调“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就是要在有利于海外华侨华人长期生存和发展及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发展我国同华侨华人住在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

  2.文化认同:民心相通和软实力建设的基础

  文化认同是一种身份认同,是对相同文化的认可,并由此产生深层次的心理积淀。通过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进而形成一种亲近感和归属感。

  华人由于在住在国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华人文化为适应当地生存的需要,与中华文化有些不同,但是与中华文化同宗同源,与中华文化有无法割舍的联系。优秀的中华文化是支撑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精神支柱,是维系海外侨胞的重要纽带,海外侨胞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和传播者,推动中外友好交流、传播中华文化的积极力量,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当然,我们应注意到如今大多数华人都已加入住在国国籍,成为住在国公民,在政治上效忠于住在国。侨务工作要尊重华人对住在国的政治认同和效忠,引导海外华人立足本地,努力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自身在住在国的社会地位,充分融入当地社会并为住在国民众接纳。在这样的前提下,华侨华人才能更好地为中国发展及居住国和中国关系发展贡献力量。

  3.公共外交:民心相通和软实力建设的着力点

  华侨华人推动民心相通,首先是发挥其桥梁作用。费丽莫(Marrha Finnemore)等建构主义学者曾指出: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在传递和扩散国际规范以及说服国家去评价国家利益目标中的功能意义;人们在互动中建构了共有观念,观念形塑和改变国家行为体的对外政策,所以人际良性互动足以架起两国间的沟通桥梁。侨务公共外交是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是国家外交主体资源日益拓展的显著标志。侨务公共外交强调的就是以侨务工作为渠道的公共外交,它的目标是既要反映中国和中国政府的真实形象,也要注重释疑解惑、消除误解和客观传达等过程。我们认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通过华侨华人开展公共外交,促进住在国与中国的友好交往与合作,化解外交僵局,向住在国政府和民众传达和介绍真实中国,构建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应当是当代中国外交一个富有价值的新命题,也是包括各涉侨部门和涉侨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4.国家形象构建:民心相通和软实力建设的重点

  国家形象建构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是我国历届政府重要的国策。构建新型大国形象,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作为反映华人诉求,承传中华文化的喉舌,华文传媒从早期缓解华人思乡情绪,发展到现在积极参与政治选举,成为当地社会生活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从而在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和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构了华人与当地人之间的敏感和复杂的种族关系,同时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中国国家形象,促进了中国与当地国的政治关系的健康和谐发展。(注释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