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 概念的前景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2017 年 12 月签发新版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一代表美国在国家安全和国际战略方面官方立场的基础性文件，不但历史性地公开表露出美国以中国为战略对手、试图遏制中国决心的决心，而且还首次将印度洋—太平洋作为一个地缘战略整体提出并进行阐述，揭示出了美国试图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方向实现战略联动，强化和扩大自己的联盟体系，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报告》推出前后，美国与太平洋主要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印度洋潜在盟友印度进行了多番互动，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声势。

　　将印度洋和太平洋统联成一个地缘战略整体概念，并不是美国的首创。但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特朗普对 “印太”战略进行再包装并高调推出，极大地提高了 “印太”概念的话语力度，成为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也已经在既往研究基础上针对特朗普的再版 “印太”概念做出了初步的针对性研究成果。本文将从美日印澳四方的战略意图及战略能力的匹配程度为切入点，对 “印太”概念的实施前景进行分析，并为中国的可能对策提供建议。

一、“印太”概念的提出和演化

　　最早将 “印太”概念从学者和智库人员的表述中借鉴过来并对其进行官方层面的概念使用与阐述的是日本。2007 年 8 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新德里。安倍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时首次阐述了日本对 “印太” 概念的理解，安倍说: “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汇塑造了新的 ‘更辽阔的亚洲’，我感觉到位于两个大洋两端的民主国家在任何层面加深民众之间的友谊势在必行”。在印度访问其间，安倍不但首次使用了 “印太”概念，而且还明确提出 “印太”概念下主要伙伴国家就是日本、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安倍称: “随着日本和印度走到一起来，‘更辽阔’的亚洲将演化为一个横跨整个太平洋的广阔网络，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 得到美日印澳四国官方赞同并试图推动的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即发端于此。

　　尽管日本首相在印度国会的演讲受到了印度从政府到媒体普遍的积极回应，然而，安倍的演讲并没有导致日本和印度在 “印太”概念下合作水平的明显上升，作为安倍构想中的另外两个重要战略伙伴，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反应也比较冷淡。美国在 2008 年到 2016 年的奥巴马政府时期，特别是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时期，虽然屡屡强调美印战略合作的重要性，在外交表态上给予印度高度重视，2011 年希拉里首次使用 “印太”概念，声称 “基于航运和战略原因，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连接日渐紧密”。 但一则实际成果并不显著，美印两国的合作水平提升缓慢，双方大力鼓吹的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巨大合作潜力没有在实际操作层面展现出来; 二则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外交重点并不在印度洋，美国高调谈论的重返亚太战略印度的位置和作用都不清晰; 三则随着 “阿拉伯之春”的爆发，约翰·克里担任国务卿时期的美国外交重点实际上又转回到了中东。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在奥巴马执政后期外交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惰性，战略主动性下降、战略决心不坚定，美国作为世界霸主，对自己联盟体系的关注热情持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美日印澳多边合作，还是美印双边合作，真正能为 “印太”从概念演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成熟战略所必须的关系架构都没有落到实处。多年来，“印太”不断被谈论却很少有人当真。这一尴尬局面直到特朗普上台执政后才出现迅速而明显的改观。

       2017 年 6 月 2 日，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发表演讲，大谈 “中国威胁”以及印太合作的重要性。特恩布尔说，“针对日益严重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我们需要为捍卫和塑造 ( 印太) 地区的未来而发挥更大作用，印太地区作为最具活力的区域，是在经济上、战略上和文化上塑造及驾驭世界的关键区域”。特恩布尔极力鼓吹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称亚太地区的 “和平与稳定是由美国一贯的全球领导所实现的”。特恩布尔还说，“与美国的联盟反映了利益和价值观的深刻一致”。澳要求印太地区 “自由航行以及小国的权利能够不受妨碍，共享的天然陆地、海洋和空域边界能够得到尊重和保护，各国之间的分歧应该在尊重已经达成的协议和现有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解决，在这个世界上，大鱼不应该吃小鱼，也不应该恐吓它们”。

　　特恩布尔用了大量篇幅谈论中国，他说: “中国持续增长的力量正引发激烈的辩论，中国将在塑造地区秩序方向发挥更大总用，北京希望获得与其经济体量相适应的战略影响力，这很自然。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展现出其渴望的领导力，但应该通过强化我们也在为之努力的地区秩序的方式来进行。有些国家担心中国在这个半球执行门罗主义，以控制这个区域，将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角色和贡献边缘化。有人认为中国将孤立那些反对它或者不符合它的利益的国家，对那些与中国合拍的国家则给予慷慨的经济回报。这种负面的想法对我们的未来是不利的。中国从本地区的和平与和谐中获益最多，如果和平与和谐受到威胁，中国的损失也将最大。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例如现代中国和古代雅典，会引发焦虑。习近平主席本人则曾经指出，需要用信心代替担忧，以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以及接踵而至的冲突”。

　　特恩布尔的讲话引发了媒体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非因为澳大利亚对中国态度的转变能够给亚太地区格局带来严重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后果。实际上，澳大利亚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中，对中国的制衡能力是最微弱的。人们关注特恩布尔的演讲，是因为很大程度上，澳大利亚的态度宣示代表了美国的立场。2017 年 4 月，特恩布尔访问美国，与新任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双方在推动“印太”从概念走向战略方面达成了重要共识。而就在特恩布尔讲话的数日之后，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悉尼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国防部长马塞尔·佩恩举行第 27 届美澳 “2 + 2”部长级磋商，双方决定，将进一步加强美澳同盟以落实特朗普印太安全战略。这毕晓普在记者会上说，“澳大利亚和美国强调将不断深化两国的共同承诺，确保印太区域安全、稳定和繁荣，巩固以东亚峰会、APEC 以及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为代表的地区机制”。这是两国首次在 “2 + 2”磋商中突出印太这一概念。正如同当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 “铁幕”演说掀开了冷战的序幕一样，澳大利亚总理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的演讲也意味着太平洋地区大国博弈正在从 “亚太”概念向 “印太”概念演进。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美澳联手推动 “印太”概念后，美日印澳四边在 “印太”概念下的互动明显增强，“印太”概念的声势越来越大。2017 年 9 月，马蒂斯访问印度，这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内阁成员的首次印度之旅。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马蒂斯“将强调美国将印度视为重要且有影响力的伙伴，双方之间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并不仅仅局限在南亚地区”。一个月后，蒂勒森访问印度， “美国和印度双方讨论了强化美印伙伴关系，以及印度在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事务上的领导地位，以及印度在美国政府南亚战略当中的独特地位等问题”。在短短一个月内，美国两位重量级内阁成员到访印度，既显示出了美国新政府对印度的重视，也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在 “印太”概念下的合作做足了铺垫。

　　随着美印安全及战略关系的日渐密切，美国太平洋主要盟友与印度在安全领域中的互动也渐趋频繁和深入。2017 年 9 月 15 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凯文·安德鲁斯访问印度，宣布批准澳大利亚海军参加美日印澳四国海军联合军事演习。澳大利亚政府此前在是否参加马拉巴尔演习的问题曾经经历过漫长的犹豫。2017 年 5 月，特恩布尔访美归来后，堪培拉下定决心，不再担心此举有可能引发中国的焦虑并影响中澳关系，正式提出要求参加美日印联合军演。

　　耐人寻味的是，澳大利亚提出参演申请，最初却没有得到印度的积极回应。显然新德里在强化与美国和日本的合作同时，不愿意过度刺激中国，损害和中国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积极肯定印度的举动，曾就此评论说: “我们乐见各方在军事领域开展正常的对话与交流。当然也希望各方开展相关活动时，能充分考虑地区国家的安全关切，有关交流合作应能够为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不过，短短几个月以后，由于洞朗事件的发生，印度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2017 年 9 月，印度与澳大利亚正式达成协定，作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最直观体现，马拉巴尔演习终于能够涵盖当年安倍设想出的、如今特朗普大力推动的 “印太”联盟的所有主要成员。

       2017 年 11 月 11 日，美日印澳四国官员在菲律宾马尼拉参加第 31 届东盟峰会和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举行会谈。美日印澳经历了 10 年的酝酿，几经反复，突破了以往双边或三边协调的模式，四国机制正式启动。马尼拉会议是有关四方在 “印太”概念下举行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活动，四国同意“一个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符合本地区以及全世界内所有国家的长期利益，与会官员还就如何应对影响本地区的共同挑战，如恐怖主义和核扩散进行了讨论，并就加强联系交换了看法”。至此，美日印澳在 “印太”概念下开展战略协作已经完成了事前的酝酿和铺垫工作。

     2017 年底，特朗普签署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 “印太”概念进行重新包装并将之作为美国新时期地区安全战略的基础性概念推出。 《报告》将“印太”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置于美国需要应对的战略区域首位。美国 “支持并欢迎关键盟友日本的强大领导作用”，肯定澳大利、美国长期盟友的价值， “澳大利亚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每一次关键冲突中都站在我们这一边，持续强化我们之间的经济和安全安排，以维护我们的共同利益，并保卫整个地区的民主价值观”。美国还表示 “欢迎印度作为世界大国以及强大的战略和防务合作伙伴的崛起，将致力于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报告》渲染中国对印太地区的 “威胁”，称 “中国宣称其雄心壮志能使多方获益，但中国的主导地位将使印太地区许多国家的主权受到损害。本地区的国家呼吁美国继续保持领导地位，联合做出回应，以维持尊重主权和独立的地区秩序”。

　　四国机制正式建立以及特朗普新版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笼后，美日印澳对 “印太”概念的立场以及对中国的态度更加趋同。2018 年 1 月 19 日举办的瑞辛纳对话上，印度海军参谋长苏尼勒·兰巴公开批评中国在印度洋的海上活动，将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海上基础设施建设曲解为中国海军的军用工程，中国海军 “在吉布提有基地，还在斯里兰卡汉班托塔建了港口”，印度的言论得到了美日澳与会人员的普遍赞同。

二、四国推动“印太”概念的战略意图、实施手段

　　美日印澳联手推动 “印太”概念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考量，就是要通过实现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联动，以遏制四国想定的共同战略对手———中国的崛起。在整体战略目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前提下，四国各自的意图、策略与实施手段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需要引起人们的注意。

　　美国不是 “印太”概念的发明者，却是改变 “印太”概念十年低迷状态的关键推动者。没有特朗普政府的高调宣示，“印太”仍然只是日本和印度少数政要和学者创造出来的自我安慰概念。美国对 “印太”的发展与演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就目前而言，美国 “印太”概念的有关战略路径仍然在规划中，然而必须承认，特朗普的 “印太”概念已经具备发展成为一套遏制与对抗战略的基础。首先，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就是要从地缘战略上对中国进行弧形遏制，战略动机非常明确。特朗普上台以来，在南海、台湾、朝鲜半岛等问题上对华采取强硬路线，不惜以签署 《台湾旅行法》的方式挑战中国的底线，测试中国的战略决心。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工具当中，经贸领域是贸易平衡和知识产权，地缘政治领域是朝鲜半岛核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南海问题，在全球战略层面则是两洋联动的 “印太”概念。其次，在手段上以构建军事联盟对华进行协同威慑为主。特朗普在经济政策上具有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更愿意通过直接作用于双边关系的讹诈手段逼迫战略对手做出妥协，对于需要承担成本的区域多边安排缺乏兴趣。美国在 “印太”概念下重新返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 TPP) 的可能性固然存在，但特朗普经济政策上的极端利己心态将极大削弱美国任何方向上的经济合作规划的效果———假如美国在特朗普时代还能出台多边经济合作规划的话。

　　日本是美国亚太战略布局中的核心盟友，安倍政府对美国亦步亦趋。不但如此，安倍本人就是 “印太”概念政治和外交上的创始人，日本对推动 “印太”从概念走入现实的心态自然比较积极。但即便如此，日本对 “印太”的期待和意图与美国依然存在一定差别。在安全问题上，日本关注的 “印太”主要仍然聚焦于南海问题，日本希望把尽可能多的国家拉入南海和中国展开对抗，防止中国夺取南海制海权的同时，消耗中国的外交与军事资源，以便日本在东海方向与中国博弈时获得优势。在经济上，安倍政府对 “印太”概念给予高度重视，日本希望借重 “印太”在从东南亚到南亚的广大地域扩展经济利益。在东南亚，和印度联手凭借日本的经济影响力和印度的文化影响力与中国展开竞争; 在南亚，则借助日本在东南亚的产业布局和东盟与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进军印度市场，规避印度的关税保护。在 “印太”概念的四个主要参与方当中，日本的经济动机是最强的。日本甚至设想对 “印太”进行放大，联合印度推动从东南亚一直延伸到非洲大陆的 “亚非增长走廊”。这一设想至少在涵盖范围上比中国推动的 “一带一路”还要广阔。当然，这种设想很大程度上具有空想性质。不要说日本加印度，即使再加上美国，也不可能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打造一个超过象征意义的合作规划。

　　澳大利亚到目前为止，是对 “印太”概念表态最积极、行动最迅速的一个。特恩布尔政府上台以来一改前任政府的平衡外交政策，积极冲在了围堵中国的第一线。将特恩布尔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讲话描述为吹响 “印太”概念下围堵中国的第一声号角并不为过。但是，恰恰是澳大利亚，对 “印太”概念的具体诉求是最模糊不清的，实际上也最有政策调整空间。澳大利亚和日本与印度不同，和中国没有直接的安全矛盾，也不存在领土争端; 和美国不同，澳大利亚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参加 “印太”围堵中国只会使澳大利亚在安全上面临不必要的风险以及在经济上蒙受具体的损失。特恩布尔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澳大利亚西方属性的价值观基础上的，并不基于对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精确计算。这也就意味着特恩布尔的政策是可逆的，假如澳大利亚出现政府更迭，调整外交政策的可能性要比其他三个 “印太”主要成员大得多。而即使澳大利亚始终不调整对策，对中国来说，也并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影响，既是由于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直接关联比较薄弱，也是因为澳大利亚只是一个中等强国，不具备将力量投射到中国利益攸关区的能力。某种意义上，澳大利亚对 “印太”的拥抱只是一个态度，很难产生有实际意义的结果。

　　相对于美日澳，印度拥抱 “印太”概念，性价比可谓最高。印度参与 “印太”互动的主要意图包括: 首先，提升国际地位，彰显大国姿态，巩固南亚次大陆主导国家地位。印度自尼赫鲁时代以来就一直梦想着做有声有色的大国，莫迪人民党政府上台后，新德里对国际地位的诉求越发强烈，既渴望被承认为和其他大国等量齐观的世界强权，也要求其他大国尊重自己在南亚次大陆的排他性优势地位。特朗普再版 “印太”概念，不但在形式上继承了此前历任美国政府对印度的外交姿态，在实际中也给了印度一定的好处。美国对印度的肯定与支持，强化了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加强存在感，展示大国形象的心态。与中国不同，印度虽然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非常高调，但新德里试图实现的是在国际体系内的崛起，并无意愿也无可能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积极配合美国的 “印太”概念非但不会损害印度的国际地位，还有助于印度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南亚中小国家面前营造大国形象。其次，改善与中国的博弈态势，增大印中关系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权重，提高对中国的制衡能力。中印之间存在巨大的综合实力差距，这一点印度本身非常清楚。近年来印度之所以敢于在一些涉及中国核心至少是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屡屡挑战中国，并不是因为印度自信已经拥有了和中国对抗的力量，而是因为印度认为当前全球战略态势有利于印度而不利于中国。印度可以凭借态势优势对冲中国的力量优势。积极参与四边机制，强化 “印太 “概念的表述，可以增大对中国的威慑和制衡，一方面，印度认为中国会受制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声势，对印度更加谨慎; 另一方面，印度可以从美日手中获得实际需要的技术和装备支持，以谋求加大对中国在某些方面的战术优势。最后，加大参与国际市场力度，获取实际经济利益。莫迪 “印度制造”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升了海外市场对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印度近年来非常重视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海外市场的开发，将之作为至关重要的经济发展增长点。印度也提出了一系列区域经济合作规划，目的在于强化印度的地缘经济影响力。从孟加拉湾到南太平洋的广大地区，印度在历史上就与之保持着非常密切的文化和经济联系，在 “向东行动”政策的指引下，借助美日澳已经建立的优势路径，能够产生节约印度市场开发成本，助力印度企业海外布局与经营，为印度经济增长提供海外支撑的效果。

　　基于上述战略差异，美日印澳推动 “印太”概念的政策侧重点各有不同，既有分工配合，也有互相掣肘的成分。美国主要通过军事手段以威慑方式强化“印太”的效果，日本则更加强调 “印太”的经济色彩，着眼于通过密切与相关国家的经济联系，谋求地区经济秩序主导权，对冲给日本造成严重心理压力的中国经济崛起。而对于印度来说，印度是 “印太”概念最大的实际获益者，却不愿意为之支付任何成本。在印度看来，美日澳为了遏制中国，本来就应该扶植印度，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帮助印度。印度本身不需要专门制定 “印太”的参与战略，只要在美日澳推动相关战略的时候表态支持就足够了。印度以接受者和响应者的身份参与 “印太”概念的推进，既符合印度和美日澳联盟的关系性质，也反应出了印度与其他三方特别是美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的力量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策略将使印度可以在参与 “印太”概念的前提下维持一定的战略自主性，保留和中国进行协调甚至争取中国 “让利”的可能，使得印度的利益最大化。当然，这种策略从长远看，并无助于印度密切与美国联盟体系的战略合作，也无法深化双方的战略互信。不过，这一点对于刚刚启动的 “印太”概念而言，至少在眼下，并不重要。

三、“印太”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需要避免的策略风险

　　毫无疑问，美日印澳在 “印太”概念下加强战略合作将使中国的周边环境进一步复杂化，中国在对外战略中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的关联考量要素更加复杂，中国主要战略方向和次要战略方向之间保持战略协调的难度加大，导致中国崛起的外部制约因素上升。但是，对于中国来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判研出 “印太”概念对中国影响的消极性质，而是在准确评估这种消极影响的程度，以及在正确分析受影响、受威胁程度的基础上，确立得当的应对策略。

　　“印太”概念下美日印澳四国联动对中国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恶化、战略压力加大。长期以来，美日同盟是中国主要战略方向，也就是海上方向的主要压力来源。不论是南海问题还是台海问题，以及东海钓鱼岛问题，紧密协作的美日同盟都是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首要威胁。中国所谓南海、台海、东海和朝鲜半岛 “四海联动”的安全困境，就是由美国通过美日同盟压制中国的战略造成的。美日同盟的压力无法化解，特恩布尔政府对中国的敌意政策，又给中国的海上压力增加了澳大利亚因素，2018 年 4 月，中澳两国海军在南海发生 “对峙”，显示出澳大利亚参与四边机制有所表现的急切心态。虽然澳大利亚的加权对中国的影响有限，但印度作为印度洋大国一旦正式参与美日印澳机制，对中国而言，不仅仅是增加一个对手的问题，更为严重的可能后果是增加了一个战略方向，有可能导致两面受制的不利局面。

　　其次，中国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的关联要素更加复杂，策略配合更加困难。自中共十六大以来，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外交就一直是中国外交工作的三个基本方向。虽然十九大改变了十六大以来的 “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相关表述，代之以 “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的相关论述，但是，中国外交对象的分类方式并没有改变，仍然将外交按对象分成三大主要类别: 大国、周边和发展中世界。其中，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在利益、目标与策略上如何协调，始终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项关键挑战。是以大国为重还是以周边为重②，相关难题始终在中国外交中时隐时现，朝鲜半岛问题上是以周边关系语境下的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为优先目标，还是大国关系语境下的半岛无核化为优先目标? 二者如果不能兼得，中国如何应对? 这类问题的反复出现，反应出中国在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中进行关联考量的难度。而随着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具体化，中国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的边界进一步变得模糊，印度算大国还是周边? 对印政策是否需要考虑美国因素，具体来说，美日印澳机制下，如果印度在边界问题上试图复制洞朗事件，中国的考量因素是否会有所变化?

　　再次，中国在主要战略方向和次要战略方向上保持战略协调的难度有所增加，彼此牵制的可能性上升。印度方向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崛起的次要方向，对中国的威胁不大，与中国的关系也处于可控状态。一旦印度参加四边联动，不论是寻求对华博弈的力度还是具体策略的关联性影响，都会有所上升。中国应对印度在次要方向上发起挑战的战略风险也会增加，会更加顾虑对印策略的地区乃至国际效应，有可能导致投鼠忌器局面的出现。一方面，如果中国对印度采取强硬策略，有可能遭到美国在主要战略方向上的反制; 而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试图稳定中印关系，以避免在次要战略方向上牵扯过多精力导致应对主要战略方向的能力下降难度增加，反而有可能使得印度认为当前形势有利于自己依托四边机制加大对中国的战略和战术讹诈力度，反复尝试边缘策略，导致中国不但在主要次要战略方向上难以兼顾，在次要战略方向也有可能陷入手段无效的困境。

　　“印太”概念导致中国两线受制的可能性及其潜在风险是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并慎重应对的。需要看到，战略风险是客观存在，但风险的程度究竟如何也必须进行冷静分析。至少就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而言，美日印澳四边机制距离2006 年印度学者纳拉帕特所设想的亚洲版北约还非常遥远，战略内涵不清晰，战略协调远远达不到军事政治联盟的水平，成员国力量严重不均衡，意图与能力并不匹配，且受到其他方向和其他因素的制约，短板明显，难以达到四边成员的战略预期。

　　首先，再版 “印太”概念内容不清晰、手段不具体。虽然美日印澳对 “印太”概念进行了大量宣传，释放了许多战略信号，但是，到目前位置，四边如何将 “印太”打造成一个战略整体概念依然缺乏可信的手段和明确的目标。理论上，印太联动将使得中国被置于两面受困的境地，但在实际上，实现这一点却需要有关方面进行精准的战略配合，做出相互支撑的战略安排和战术动作，至少不能仅仅满足于多边或者小多边联合军演，以及制造声势的外交公关活动。而要实现战略配合，就要找到印太联动的有效切入点，目前的海上安全议题并不能真正起到抵消中国行动的作用。

　　其次，部分参与国的能力和意图不匹配，缺乏完成战略目标的实力。提升大国地位和加大对华制衡，是印度参与 “印太”框架的重要战略意图，但前者的实现，不但需要印度展示出对周边国家的威慑能力，还要求印度能为这些国家创造发展基于普惠甚至单方面优惠的公共产品，以形成这些国家对印度的依赖。印度目前不仅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反而还指望四边其他成员为印度提供助力。在经济上，四边中的三边要扶植印度，而印度却无法提供回报。在安全上，印度与巴基斯坦久拖不决起起落落的控制线冲突表明新德里并没有能力像自己宣称的那样同时挑战两个主要对手。更为重要的，印度的确能够迟滞甚至暂时阻挠中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某些合作规划，但印度无法向受到影响的第三方因素提供补偿和替代，这种制衡的效果只能是临时性的。综上，目前美日澳还无法指望印度能真正成为遏制中国的第二条战线。

　　再次，四边框架内各成员地位有落差，难以保持稳定协作。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当中，美国具有压倒性的主导地位，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都是追随者。但三者的地位并不平等，日本和澳大利亚是美国的长期盟友，美日同盟更是美国太平洋安全战略的基石。印度和美国的关系，无论如何都无法和日本、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相提并论。不平衡的关系格局必然对四边机制的行动能力和效率产生不利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在参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之后还要高度重视与美日澳的双边互动以及与日澳、美澳的三边互动的原因。协作层级的复杂化本身就表明了协作的难度，美日澳的太平洋协作没有障碍，具有主导型，三方和印度洋的印度之间的协作仍然是从属性的，形成效果所必须的彼此间战略信任，至少在印度一方，目前并不具备。

　　最后，其他外交方向对美日印澳存在制衡，各方难以下决心集中力量。美国要应对与俄罗斯在中东和欧洲的博弈，而印度则始终高度重视与俄罗斯的合作。2018 年 1 月 12 日印澳 “2 + 2”对话会召开，次日，紧接着举行了第四轮日印澳副外长级别对话。而在这两次会议之前一天，中俄印外交第十五次会晤也在新德里召开。2017 年印度既积极回应美国的再版 “印太”，也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可见，即使在印度越来越积极地拥抱 “印太”框架的同时，印度也不敢或者说不愿改变印度长期以来的平衡外交传统。其他方向的牵制始终是存在的。而日本和澳大利亚则在对华经济关系上心态复杂，并不愿意完全跟随美国的脚步对中国发动全面贸易对抗。

　　综上，由于四边机制成员自身实力、战略意图、其他方向牵扯等因素的限制，美日印澳在 “印太”框架仍然需要相当长的磨合，能够最终实现设计者的战略意图，取得战略成果是不确定的。中国应该相信自己有办法也有能力与之进行博弈，将不利因素降至最低，甚至打破美日印澳的战略图谋。

　　表面上看，由于印度和美日澳三国并不是战略联盟关系，且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战略方向。中国最有可能通过争取印度以分化四边机制。但是，中国必须要注意到，争取印度或者说对印度进行战略安抚，以使印度不参加或者不积极参加四边机制的策略存在不可忽视的战略风险。中国需要认识到，就当前的中印关系和全球战略态势而言，中国并不具备争取和安抚印度的政策空间，过度争取印度，反而有可能被印度乘势讹诈。中美印三边互动中，印度几乎所有的需求，都能被美国满足，而且美国不需要为之付出代价。而印度向中国提出的要求，却是中国如果不做出利益让步甚至战略妥协就无法满足的。中国在防止美印接近方面，几乎不掌握可资利用的资源。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中国更应该思考的是在美印接近不可阻挡的情况下，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对印政策以及对 “印太”概念的策略。

　　首先，中国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冷静慎重美印日澳四边机制在 “印太”概念下推动战略协调的具体动作，不急于进行预防性外交，特别是不急于进行所谓分化瓦解工作。对于一项并没有实际部署和执行，也没有产生实际效果的策略，较为适用的干预手段是战略慑止，而不是对其进行需要支付较高成本的分化，以免博弈对手产生讹诈心态。在与对手博弈的过程中要力戒通过主动让利而稳定局势的战略短视心态。

　　其次，中国应立足自身，通过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对 “印太”进行对冲，依托 “一带一路”的早期收获，在东南亚积极参与当地的经济建设，巩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只要东南亚国家不积极回应 “印太”概念，印度洋和太平洋就始终是两个独立的战略方向，被美国整合为一个战略区域形成遏制中国的大合唱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再次，中国应该大力加强与南亚中小国家的合作，拒绝接受印度所主张的印度在印度洋地区享有排他性影响力的主张，通过竞争迫使印度承认中国进入印度洋的现实，最终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实现中印合作。

　　最后，中国应主要以经济手段对 “印太”进行反制，辅之以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外交层面不必过于关注四边机制释放处的各种信号，以免遭到四边机制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讹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