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健康话语的构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践合作发展迅速, 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效。但客观地看, 沿线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水平是不一样的, 对“一带一路”的理解也大相径庭。原因就在于国内学术界、舆论界、理论界对“一带一路”话语内容的构建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从而导致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种种质疑。在这种情形下, 加强“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就显得非常必要。软实力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推器, “一带一路”倡议的软实力建设包括诸多内容, 但当前迫切需要构建“一带一路”的健康话语, 以消除沿线国家和人民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曲解和误解, 特别是要梳理“一带一路”的知识谱系、构建相应的学科体系、创新相应的理论体系、合理定位政府和企业在“一带一路”实践中的关系, 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健康话语, 促进“一带一路”的实践稳定、持续、健康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正式提出来的, 经过近四年的推进和发展后, “一带一路”在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增进沿线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推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和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 从近四年来的实践来看, 沿线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水平是不一样的, 对“一带一路”的理解也大相径庭。原因就在于国内学术界、舆论界、理论界对“一带一路”话语内容的构建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从而导致沿线各国对“一带一路”产生不同的认识, 甚至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产生种种质疑。在这种情形下, 为了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必须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因而非常有必要建构“一带一路”的健康话语。为此, 2016年12月5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的指导意见》, 会议指出, 软实力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推器。“一带一路”倡议的软实力建设包括诸多内容, 例如文化建设、价值建设、制度建设等。本文认为, 构建“一带一路”的健康话语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至关重要。

一、 “一带一路”提出后国内学术界存在哪些话语?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 国内有关“一带一路”的话语不少, 有的话语的确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但有的却与“一带一路”倡议是相悖的, 也无助于“一带一路”在实践中的落实。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 有关的主要话语包括:

(一) “一带一路”是中国崛起的大战略

　　这种话语就是把“一带一路”视为中国内外统筹的大战略举措。从这种话语来看, “一带一路”不只是一个经济发展战略, 更是一个长期的政治战略, 而且还关系到中国未来能否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同时, “一带一路”也是改造国际秩序的战略, 是中国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战略。如果是这样的定位, 那么,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可能与其他大国的相关战略安排产生竞争性博弈。例如, 与美国的战略博弈, 有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一项兼具地区发展战略和全球秩序设计意涵的战略构想, 同时也是中国依托地缘区位优势, 在欧亚大陆谋篇布局, 与美国展开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国家软实力投射“三重博弈”的战略工具。在这种话语下, 毫无疑问, “一带一路”倡议将撼动欧亚大陆原有的地缘利益格局, 大国之间的博弈就在所难免。更有甚者, 有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主导下的欧亚一体化战略, 这个战略将会是长期以来大西洋主义主导下的欧洲的一种必然的替代性选择。

(二)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新国际主义外交战略

　　这种话语一方面承认“一带一路”是经济发展倡议, 但又不止于此,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体现中国的新国际主义外交战略。众所周知, 最初国际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有特殊内涵的, 尽管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表现为不同的类型, “从理论与实践的情况综合起来看, 国际主义分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新国际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国际主义”, 但国际主义的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主张, 也就是《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工人没有祖国”, “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但是, 这种国际主义无疑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过时, 在新形势下, 中国的外交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国际主义的内涵, 形成了“以加入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寻求合作共赢”“参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的理念”为内容, 也就是“要通过地区主义, 建构集体利益和集体认同, 从而化解安全困境, 制约恶性竞争与冲突”的“新国际主义”。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基于“和平理念”“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一种“宏伟构想”, 是“在国际格局与秩序出现新变化背景下提出的”, “是中国推进国际经济合作、扩大国际影响的重大战略规划”, 体现了中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之中正确判定国际秩序, 正确看待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的“外交新思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设想, 而“一带一路”正是对“全球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化。它体现的是中国的新国际主义外交战略。这个外交战略体现了中国外交的转型:从着眼于内部发展转向关注全球命运;从坚持不干涉原则转向“创造性介入”  ;从多予少取转向与外部互利共赢。“一带一路”的新国际主义强调欧亚地区内部的重要性, 这正是中国“一带一路”新国际主义外交战略的重点领域。这一战略虽然强调要在欧亚内部加强政治影响, 包括通过与欧亚大陆各国的经济共同发展而对欧亚大陆秩序进行重塑, 但其核心仍然是经济利益和经济发展。

(三)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新“马歇尔计划”, 即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经济外交战略

　　这种话语认为, 金融危机以来, 世界经济处于低迷状态, 发展动力严重不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动力不足。中国是世界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体, 因此中国可以借助于内部的高储蓄转化为对外的援助性投资,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样既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瓶颈”问题, 又能解决中国高储蓄和外汇高储备问题。因而, “一带一路”就被视为中国的新“马歇尔计划”, 即面向东盟、中亚等地区的对外投资和发展计划, 其中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相互联系的战略安排, 被归纳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重点安排。众所周知, 所谓“马歇尔计划”就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 它是对欧洲的一揽子援助计划, 而且“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计划, 更是涉及到军事援助、文化渗透、政治势力范围争夺的行动计划”。其二, 为了能够顺利推进该计划, 美国国会于1948年通过了《经济合作法》作为落实计划的法律保障。“法案的第一至四篇依次是《1948年对外援助法》《1948年国际儿童紧急基金援助法》《希腊—土耳其援助法》《1948年对中国援助法》。法案规定第一到四篇的权利行使要接受经济合作署的管辖, 将为期四年零一个季度的复兴计划的执行机构、职权分配、执行的方式、国内与国外关系等内容, 通过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分配, 进行了法律化确认, 有效地对两党的资金使用的权力进行了规制。”其三, 由于战后初期苏联势力在欧洲影响越来越大, 西欧切实地感受到了苏联的威胁, 因此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是为了复兴西欧经济, 从而达到遏制苏联向西欧扩张的目的;同时, 也可以“排斥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和地区, 对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上进行封锁、在政治上进行打压、在军事上进行对峙, 尤其是加强在冷战中对苏联的遏制, 直接推动了冷战和两大政治、军事阵营的敌视和对抗, 遏制了世界新兴力量发展”。相比之下,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其一, 不是一揽子援助计划, 中国没有这种能力来援助沿线国家;而且, “一带一路”倡议是与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计划, 在项目的基础上来推进相互之间更大范围、更大领域的合作。其二, 中国并没有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来进行国内立法, 而是为推进建设制订了行动计划和具体的实施纲要。其三, “一带一路”倡议并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经济发展倡议。无论是沿线国家还是域外国家, 只要有相应的项目都可以参与其中。

(四)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过剩产能的对外转移战略

　　这种话语认为, “一带一路”是中国资本输出的重要载体, 资本投资的优先领域是基础设施。其重要融资保障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其目的就是, 借助于对外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来实现国内建筑行业及相关产业的大规模过剩产能的对外转移。据相关研究表明, 中国长期以来的投资“潮涌现象”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而水泥、钢材、能源、焦炭、钛合金等领域的产能过剩现象尤其严重。然而, 产业转移实际上是生产力水平存在地区差异 (或者说是产业极差) 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只要这两种情形存在, 产业转移就不可避免, 正如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由于改革开放比较早, 生产力水平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要高, 在东南沿海地区技术不断发展、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 并由此引发产业升级。因而, 东南沿海地区的传统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有的甚至转移到东南亚一些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当然, 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推进, 使产业转移的速度更快、效率更高。但是, 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优先合作的项目并非是低端产业的项目, 而是高端、高科技领域的项目合作居多, 一是对外核电合作, 如中国与巴基斯坦等国的民用核电合作;二是高铁合作,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铁合作已经非常深入;三是北斗卫星导航的合作。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 一方面可以使中国的传统产业进行对外转移,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国际产业转移来实现中国国内的产业升级, “既可以是中国国内的边际产业, 如中国传统制造业, 也可以是中国对外打造品牌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 如高铁交通, 使中国产业在全球逐步打造民族品牌和建立民族优势”。由此可见, 把“一带一路”视为中国低端产业过剩产能对外转移战略并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

　　此外, 国内学术界还有不少话语从不同的角度来建构“一带一路”。例如, 有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是中国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 创造全球性开放红利的战略。也有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是“新形势下的和平发展模式, 它能帮助各国快速发展, 缩小南北差距, 实现合作共赢;它能改进和完善当今世界秩序, 促进多元国际社会的和谐共处。这些都表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将对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还有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所体现的全世界国家合作、发展、共赢的理念, 正是中国式“大同”思想向世界延伸的表现, 其外延已经突破了传统士大夫的“家国”边界, 而延展到世界舞台。这种“天下大同”的思想是人类共同信仰的东方式表达, 媒体通过“一带一路”话语的生产、维系、调整和转变, 将这种“共同信仰”诉诸成一种理念、一种愿景, 希冀建立起一种利益共同体。因此, “一带一路”既是民族的, 又是世界的, 它被中国媒体不遗余力地楔入世界话语体系中, 使“一带一路”似乎已经延伸至能够为全世界国家谋利, 为全世界人民造福的高度[23]。总之, “一带一路”在不同的话语之下内容是大相径庭的, 甚至有的话语可能并不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因此,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须要有健康的话语, 并用健康的话语在“一带一路”上形成国内共识, 进而形成沿线国家的共识。

二、 什么是“一带一路”的健康话语?

　　话语确实能够影响政策和行动的实际效果。因此, 一项政策、倡议和行动都需要健康的话语。然而, 从学术界既有的研究来看,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健康话语似乎不少, 其“不健康”的表现在:其一, 过于抬高和曲解“一带一路”的全球战略布局和竞争性博弈色彩, 特别是把“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与美国进行竞争的“战略”, 从而使用这样的话语构建了一个中美竞争的框架。特别是由于美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守成大国、霸权国, 在中美竞争的框架之中, 那就必然意味着中国要争夺美国主导地位, 甚至是与美国争夺霸权国地位。那么,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否真的是要与美国争夺霸权, 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进行重塑呢?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事实上, 中国都不会与美国争夺霸权。如果把中国置于与美国争夺的框架之中, 那么就意味着中国是一个“不满现状的挑战者”, 因而也很容易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不满而制造的一种威胁, 而作为力量上升的“不满现状者”的中国就必然与美国爆发冲突。那么, 中国就真的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之中。其二, 有学者提出要打造“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或“战略支点国家”。不过, 不同的学者对“战略支点”内容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一种观点认为, “战略支点”就是结合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投资、港口建设的布局, 分类型、按步骤地将重点港口打造为本国的战略支点。不过, 大多数学者是把“战略支点”作为国家或地区来看待的, 即“战略支点是指在次区域的、区域的、跨区域的或全球的多边合作框架下, 通过战略性的双边互动、交流与合作, 能有效发挥全局的或关键的支撑作用, 并能对多边合作其他各方产生积极的示范、引导和激励效应, 从而切实保证多边合作进程稳定、和谐、有序的国家或地区”。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较多, 因此, 需要“精选战略支点国家”以便“高效有序地推进‘一带一路’”。此外, 一些“一带一路”对外宣传的话语, 片面追求外宣目标, 注重单向灌输, 而不是用中国的理论在国际舆论界去构建一种客观实际的话语。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不长, 沿线各国对它并不一定了解, 也有可能还会产生误解、曲解。因此, 当前迫切需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健康话语, 以消除对“一带一路”的各种误解、曲解。那么, 什么是健康话语呢?

　　第一, 健康话语应该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 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话题, 由于中国和大多数欧亚大陆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 有的还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尚未完成转型使命的国家, 经济发展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沿线国家共同的目标, 即便是西欧发达国家也因长期来无法摆脱金融危机的困境而导致经济发展乏力, 由此可见, 经济发展是世界所有国家共同的目标。而当今困扰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已经无法靠单个国家独立解决, 不少跨国性的问题需要跨国性的合作。也正因为如此,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才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第二, 健康的话语必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相互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单独推进的, 而是需要沿线各国共同来推进。正如前文述及, “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是中国的一揽子经济援助计划, 而完全是一个开放性的经济发展倡议。因此, 要推进“一带一路”, 必须要处理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与此相应的是, 中国所构建的“一带一路”话语应该是沿线各国都能接受的话语, 而且所有的话语不能建立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战略资源的争夺和利用之上, 也不能建立在对沿线国家的战略不平等的权力框架之上。如果如前文所说的把某些国家视为“战略支点”, 而“支点”就意味着是被利用的工具, 利用者和被利用者显然是不平等的。“支点”一旦被利用完毕或者失去“支点”的作用后就会失去了意义, 就有可能会被抛弃。如果上述国家知道它们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是这种角色定位, 那么他们肯定是不高兴的, 也不可能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之中来。不仅如此, 这些国家会因此断定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有自己特殊的地缘战略企图。在这种情形下, 这些国家不仅会反对“一带一路”, 甚至还会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的围堵。

　　第三,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消除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会。“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不是中国一国的话语, 应该是沿线国家共同的话语。因此, 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当考虑沿线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沿线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非常复杂, 仅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来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 很有可能造成一些国家在历史传统的对抗和文化上的冲突。那么, 如何对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等因素加以综合考虑呢?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对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的深入研究, 特别是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使“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建立在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多样习俗的基础上。

　　第四, 健康话语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任何的合作都在于利益, “一带一路”的话语不能从中国获利的角度来构建, 而要从共同受益的角度来构建。不少人往往会强调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 中国在沿线各国的投资情况, 很少甚至不会谈到沿线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情况。这会给人一种错觉:为什么都是中国对别国的投资?这种投资肯定是有利于中国的, 而且也是中国“过剩产能对外转移的战略”等等。实际上, 在“一带一路”既有合作的项目中, 既有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 也有中国从其他国家引进的项目。尤其是在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更多的是中国的高科技项目, 如高铁合作、核电技术合作、卫星导航系统的合作。相反, 那些低端产业的合作非常少。然而, 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 而看到的大多数是关于中国对一些国家的资源型产业的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世界舆论。实际上,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所有项目合作, 秉承着共赢的原则, 并与沿线国家共同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目的是在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构建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棋局, 而不是充满了竞争性零和博弈的大棋局。

三、 哪些因素影响构建“一带一路”的健康话语?

　　话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话语是与理论、知识体系以及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 很少有学者对话语进行分类, 但笔者认为从话语的来源看可以分为理论话语和实践 (行动) 话语。不同来源的话语, 影响话语构建的因素是不一样的。

　　从理论上来看, 话语是以理论和知识谱系为基础的, 而理论又必须依赖于人的创造, 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理解以及相应的价值取向等, 都会对理论的创造和知识谱系的构建产生直接的影响。据此, 笔者认为, 影响“一带一路”话语构建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没有梳理“一带一路”的知识谱系。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来的, 于是, 学术界、媒体界对“一带一路”的解读, 一方面是局限于其提出的时间而纯粹从当前的形势来理解, 从而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政策;另一方面, 一些人把历史上的文化现象十分牵强地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联, 并且冠以现实政治话语的某些词汇。这两方面都是对“一带一路”的错误理解, 要么是在知识谱系上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要么就是错误地套用历史, 把“一带一路”与历史现象进行“拉郎配”。实际上, “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以非常系统的知识谱系为基础的。首先是历史文化知识。古丝绸之路是始于中国穿过中亚地区经西亚并连接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古代商路, 这条商路成就了欧亚内陆地区的繁荣;而海上丝绸之路则是中国与外国商贸往来的海上通道, 也造就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紧密的经济联系。尽管民族冲突和战争多次导致古丝绸之路中断, 但古人的这种合作精神和谋求发展的愿望为当今社会所接受, 为欧亚大陆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智慧。其次,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知识。其一, 事实存在的开放格局的“二元现象”。从1978年对外开放以来, 我们已经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开发区、沿江开放城市、内陆开放城市”的全方位开放格局。但是, 这样的开放格局主要是通过“筑巢引凤”的方式即引进外资来形成的, 开放型经济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其二, 体制、机制和发展水平的“二元现象”非常明显。过去30多年的发展, 主要是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并通过政策的优惠来促进经济开放与发展。但是,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还不够快。东部沿海地区与国际市场对接比较成功, 开放程度比较高, 因而市场化程度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相对比较低,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也比较深, 所以, 尽管在同一个国家内部, 市场体制、机制并不是一样的。这种体制、机制、发展水平的二元现象, 使得中国经济事实上存在着地区间的隔离, 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障碍。其三, 30多年来, 城市的发展依赖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不仅把农村优秀的人才 (指来自农村但通过大学教育进入城市主流社会的农村人才) 吸纳到城市中, 而且把农村的青壮年 (指到城市打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吸收到城市, 同时还把农村有限的稀缺资源通过市场的方式吸引到城市。这也给农村发展带来一定障碍。因此, 从整体的发展战略来看, 中国需要真正意义的西部大开发, 通过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货物流等, 把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连成一体, 把城市与农村连成一片, 从根本上消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二元现象。

　　二是缺乏理论支撑。话语不仅需要有知识谱系的基础, 而且更需要有理论支撑。正如前文述及,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时间不长, 大多数研究者主要是从政策上去理解, 而政策往往具有针对性, 其针对的对象主要是中国以及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从周边国家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而且中国用自己的实践开创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成功道路。因此, 中国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自己和平发展来带动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就是当年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倡导的一贯主张:“和平、开放、合作、和谐、共赢是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理念、我们的原则、我们的追求。走和平发展道路, 就是要把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 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 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简而言之就是要让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各国人民。然而, 一些学者和媒体界人士却把“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中国针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和美国的霸权地位, 甚至不断从这方面进行解读。这显然是违背“一带一路”倡议初衷的, 也忽视了其理论支撑。

　　“一带一路”倡议从理论上来看, 它是20世纪50年代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在当今的新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来后就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从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到逐渐融入国际体系, 中国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 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迅速提高, 中国的国际责任也相应地被国际社会反复提及。中国究竟承担怎样的国际责任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自己早就在思考。邓小平早在1982年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谈话就指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 一条是坚持原则, 一条是讲话算数。”所谓“算数”, 从中国的外交实践来看, 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发展起来的中国将主动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这个国际责任就是追求世界各国的共赢发展。因此, 中共十八大提出“树立全球命运共同体意识”, 就是以世界各国的共赢发展为目标。外交实践和理论是在相互促进中发展的。苏联解体前后, 处理中苏 (后来演变为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边境问题的时候, 中国与相关国家都建立了信任机制,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上海五国”机制, 并提出了建立亚洲相互信任的设想, 以及在互信的基础上试图在古丝绸之路穿过的亚洲腹地打造新的繁荣。在此基础上, 合作的相关各方逐渐形成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理念, 也就是学界常说的上海合作组织的价值理念“上海精神”。虽然不能说“一带一路”的初衷来自于“上海精神”, 但“这些理念的确是上海合作组织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地区上的一种尝试”。此外,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支撑还来自于中国传统“义利合一”的价值伦理。这种价值伦理主张个人在追求私利时要考虑其行为是否有损社会公利和道德。而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当年就指出:“要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 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 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 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邓小平另外还指出:“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 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 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这些都体现了“义利合一”的传统价值伦理。中共十八大以后, 习近平在多次国际活动中的讲话阐述了“义利合一”的价值论理。例如, 在非洲访问时强调用“真、实、亲、诚”来续写中非之间的传统友谊;在韩国的演讲, 则强调, “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 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 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访问蒙古国时习近平指出:“中国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将坚持正确义利观, 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 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照顾对方利益”;在塔吉克斯坦, 习近平撰文指出:“绝不牺牲对方利益谋求一己私利, 而是坚持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这些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升华, 但学界很少关注这些价值伦理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逻辑关系。

　　此外, 国内对“一带一路”倡议急于求成的心态和好大喜功的功利之心, 也是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健康话语构建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实施是一个分步骤、有重点、有机制的计划, 因而, 不能急于求成, 更不能贪求功利。尤其是在具体项目的推进上, 一定要得到相关各国的认同和共识, 切不可强行实施, 这样很可能适得其反。然而, 一些研究者却为了推进所谓的“国家战略”而呼吁全策全力。这种舆论在理论上就会对“一带一路”形成一种压力话语, 并转化为外部的“中国威胁论”的话语, 或者“一带一路”被表述为“只对中国有利”的话语, 从而导致有关国家不仅反对加入而且还会采取一些反制。

　　从实践 (行动) 话语构建来看, 行动是话语的实际表现, 是话语构建的具体行为, 外界可以通过行动者的行为来构建某种话语。从这个方面来看, 有以下因素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构建:

　　一是国家行为。“一带一路”倡议本来是共建共享的发展倡议, 但国家的行为首先是从国家利益尤其是主权和安全出发的。邓小平曾经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毫无疑问, “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是从国家利益考虑的, 但也要重视策略和方法。一些学者在构建“一带一路”话语的时候往往强调中国在“一带一路”中的主导地位, 特别是强调这是中国提出的、中国主导推进的“中国的战略”, 这种话语投射到外界就必然产生另外一种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问题话语”。另外,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领导人提出来的,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中央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 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 中央政府的相关文件以及相应各部委也出台了推进“一带一路”的相关文件。政府搭台后, 企业就是直接的演员, 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直接执行者;同时又由于基础设施、核电、能源等重大项目的实施者都是国有企业, 而国有企业的行为无疑是国家行为的代表者。国家这种大规模推进的行为, 很容易引起外界的猜疑, 尤其是上述项目都具有战略意义, 一些国家会因中国政府的强势推进而产生疑虑, 从而通过政府行为来构建“一带一路”不健康的话语。

　　二是地方政府行为。“一带一路”倡议本来是不论起点和终点的开放性发展倡议, 但中国地方政府为了争夺“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概念, 都从本省、本市、本地区的利益出发, 争夺“一带一路”的起点。“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给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提供了重要动力, 但如何利用好“一带一路”这个概念却是一个问题。大多数地方政府以为这是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概念股”, 首先要抢夺这个“概念股”, 用历史来为现实说话以证明本地区就是“一带”或“一路”的起点。如果没有这种历史渊源, 那么地方政府就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经济发展规划向“一带一路”上靠, 有的计划是非常牵强。地方政府之所以会在争夺“一带一路”过程中乱象丛生, 就是因为期望试图通过“一带一路”来获得国家的政策资源, 甚至直接就是庞大的项目资金投入。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就容易令外界认为内部是政策资源的争夺, 对外则是战略资源的争夺。简而言之, 外界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就是中国对外的战略资源掠夺, 这与早些年流行的“中国的新殖民主义”有颇多相似之处。

　　三是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对“一带一路”话语构建的影响当前学术界基本上是空白, 但确实非常重要。

四、 怎样构建“一带一路”的健康话语?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 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国自己的话语, 促进了其自身的实践。这些话语的形成有赖于中国学术界和媒体人士的传播。也就是说, 的确需要中国人自己来讲述“一带一路”的故事。但是, 仅仅讲述这个故事是不够的, 可能需要针对上述问题和具体的影响因素来构建“一带一路”倡议话语, 有针对性才能使构建话语富有成效, 才能使话语在沿线国家具有认同感和可接受性。

(一) 加强理论研究, 为“一带一路”倡议话语构建提供理论支撑

　　“一带一路”反映的是中国崛起进程中的重要对外行为, 崛起进程中的中国迫切需要理论支撑和理论解释。然而, 中国恰恰缺乏这种理论准备。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缺少与国际体系和其他国际行为体打交道的经历, 相关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即便是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理论支撑, 要么是继承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理论传统, 虽然在某些方面对五项基本原则有所突破, 但没有形成理论概念, 更没有构建相关的理论体系;要么就是大量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用“速成法”从这些理论著作中获取了一些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方法, 主要是取其实用性, 但并没有也很难有所创新, 毕竟这些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也正因为如此, 国际关系理论始终面临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 也就是如何构建中国学派的问题。此外, 更直接的原因是, 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发展非常迅速, 理论研究根本无法赶上实践的发展, 以至于理论研究长期落后于现实生活。因此, 加强理论研究以创建理论体系的任务非常艰巨。

(二) 加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 为当今中国的对内对外行为的理论提供学科体系支撑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主要有两大来源, 一是苏联, 二是欧美。前者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支撑, 但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后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智力支持, 但随着中国经济开放度越来越高以及中国逐渐进入国际体系的中心区域, 从外部移植的学科体系和相应的理论越来越暴露出支撑中国国际地位的理论的严重短板, 从中国自身的实践和传统文化来进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创新越来越迫切。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健康话语尤其需要中国自己的智慧和基于中国智慧之上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当然, 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中, 一是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既不能对传统文化产生自负感, 也不能有自卑之心。二是要正确对待现代文明成果。恪守传统固然重要, 但这并非对文化唯一正确的态度。传统是基础, 文化更要发展, 而现代文明的成果代表了文化的最新发展状况。因此,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吸纳现代文明成果, 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才具有可持续的成长力。既要善于吐故纳新, 也要善于以新破旧, 切不可抱残守缺。三是要正确对待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合之中走到今天的, 任何孤立的文化必然逐渐被淘汰。文化、文明发展的传承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淘汰的进程。一个国家只有不断汲取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成果, 才能够真正崛起为大国。

(三) 正确定位政府角色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需要务实的行动去落实。行动也是建构话语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且行动还是话语投射到他者之后产生话语“反射”的主体。各级领导干部积极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一方面, 通过此类行动构筑了一种中国积极推动的“行动话语”, 而这种“行动话语”以及各地方政府争夺“一带一路”起点的做法, 投射到外界就会成为“一带一路”是“只有利于中国的计划”的话语。“一带一路”的实施主体本应该是企业等市场主体, 然而政府如此积极的行动甚至有时候政府还直接参与到具体的项目之中, 这就很难避免外界对“一带一路”产生各种不利的“问题话语”。因此, 政府角色定位非常重要, 不要越位更不能错位。“一带一路”倡议核心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倡议, 它依托于经济项目, 因此, 在对外经济合作之中必须按照国际经济规则办事, 不能以政府的名义强制推行。

(四) 要加强企业形象的塑造

　　企业是“一带一路”的具体实践者, 中国企业的形象不仅直接影响“一带一路”的项目合作, 而且也是“一带一路”倡议话语的构建者和“行动话语”的对外投射者。企业形象塑造包括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企业自身, 二是企业经营者及其员工。从企业本身来看, 影响企业形象的因素包括:1.企业的业绩。虽然企业形象是软实力, 但软实力是建立在硬实力基础之上的。企业的硬实力最重要的就是企业的业绩, 企业业绩是企业形象的物质支撑。2.企业的社会责任。虽然企业追求利润, 追求业绩, 但绝不能以利润和业绩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企业在追求业绩的过程中毕竟消耗了社会资源, 因而要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3.企业文化, 也就是企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 以什么为信念, 以及企业的处事方式。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的条件下, 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它包括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企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 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从经营者及其员工来看, 影响企业形象的因素有: (1) 企业经营者的言行。企业经营者举止优雅, 待人和气, 处事果断, 那么, 这样的精英就会为企业塑造好的形象。 (2) 经营者的企业家精神。这主要是指经营者是否具有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等品质。 (3) 企业员工的素质, 包括文化素质、道德品质、市场规则意识、法纪意识、行为素质等, 这同样是为企业塑造好形象的基本素质。因此, 要塑造企业的良好形象, 就必须加强对企业家的相关教育。一是加强企业经营者的社会责任感教育。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企业的社会担当是不可缺少的企业责任。中国外交倡导构建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企业家虽然在国外从事商务活动和生产经营活动, 但决不能因为是在国外, 企业就不考虑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是广义的, 不仅包括当地的环境保护, 也包括就业、社会发展等都要囊括在企业的总体发展之中。二是要加强企业经营者的市场规则教育。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 也是法治经济。资本主义时代, 市场经济是不择手段的竞争性经济。但在今天, 全球性的市场经济更加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 因而世界各国都主张在法治的轨道下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就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但其前提是企业家的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三是要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诚信教育。商道酬信, 诚信才是企业的最大财富, 也是一个民族的最大财富。四是要加强对企业经营者遵守东道国法律和自觉维护社会秩序的教育, 教育企业家们自觉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和维护东道国的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也促进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