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

　　1. “一带一路”研究的现实意义

　　在当前的国际社会，欧美、日本等发达地区及国家只占有大约 10%的全球人口，但却处于全球化价值链的顶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区和国家通过一定历史时期的知识积累，像蜘蛛一样在全球范围内织了一张知识之网，建立了自主的知识体系。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的市场在全世界、原料在全世界、知识交换也是世界范围的，中国也需要开始织一张知识之网。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提出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标志。简而言之，便是从仅向西方汲取知识，转化为自己独立获得知识。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内外国语大学的发展是重要基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大学及研究机构大多通过英语获取知识，而外国语大学拥有多语种的优势，将有机会成为中国直面世界、直面全球化的第一梯队。这同时也是外国语大学发展的机遇，使其从较为单一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转变为中国了解对象国、了解世界的触角。

　　2. 丝绸之路的定义及内涵

　　“丝绸之路”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是查不到的，在古代英文世界也没有。1868至1872年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对中国进行了7次地质考察，足迹遍布当时18个行省中的13个,对中国的山脉、气候、人口、经济、交通、矿产等进行了深入的探查。在此基础上，李希霍芬发现了中国汉王朝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商业往来，并进一步指出在该时期中国的丝绸便已远销到欧洲。他设想曾经有一条穿越内陆亚洲、从中国到欧洲的商路，同时将该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尽管“丝绸之路”在19世纪末期起便逐渐为国际社会所知，但是当前“丝绸之路”的所指和李希霍芬所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差别。在国际学界，“丝绸之路”是指在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前，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人文、政治往来的一个总的代名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韩国、日本等东方国家也很重视“丝绸之路”所指涉的历史资源，如近年来韩国在庆州便发起成立了国际性的“丝绸之路高校联盟”。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得出“丝绸之路”的定义，即“跨文化的民族和民族、人类和人类之间的交往”。

　　在对“丝绸之路”的定义中，“跨文化交往”具有极为凸显的地位。

　　首先以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为例。中国并没有直面西太平洋，东边有一些居住在岛屿上的邻居,从北到南如在日本列岛、西太平洋诸岛、东南亚诸岛等区域生活的居民。这些地区由于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都没有条件发展成为对人类有影响的文明中心，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些地区与东亚大陆中心——中国间的文化交往基本是单向的。中国是文化科学技术上的输出国，其他国家是输入国，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一直都是这样。东亚地区的交往模式奠定了中国在历史上作为该地区首要强国的地位，但中国仍缺乏和外界的交流。整体而言，古代东亚地区人类文明的发展基本上依靠该地区的内生动力。

　　其次以古代地中海世界为例。该地区在南面有古埃及文明，东面是两河流域文明，北面则有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在人口上，各文明均有着充足的人类社会；在资源上，环地中海地区的自然禀赋差异较大；在环境上，地中海是由一系列密集多山的和从大平原上切割下来的半岛所组成，地中海在这些小型大陆之间巧妙地插进它那复杂而分散的广阔海域，成为了一个“群海联合体”，基于以上原因，该地区的跨文化交往的便利程度远远超过中国。

　　最后再以古代美洲为例。美洲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基本上和其他地区的人类社会相隔绝。虽然古代美洲有中美的玛雅文化、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化、秘鲁的印加文化等，但是古代美洲文明仍处在较低的发展水平。如虽然有贵金属、有金银，但却没有金属工具，在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美洲一直处于石器时代。此外，在古代美洲，没有轮式的车辆、没有大牲口，只有靠人力来进行生产。

　　以上案例表明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创造力再丰富,它也是有限的。但如果增加了外来文化的动力，即把其他民族的智慧拿来为我所用，一个民族就有了成长的助力。因此，将丝绸之路定义为“跨文化的交往”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3.丝绸之路与中国

　　中国位于东亚地区的中心，在对外交往上距离世界其他的文明中心极为遥远。在科学技术与交通条件发展起来之前，中国以外的欧亚大陆交往的便利条件远远超过东亚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往。在开罗的埃及国家博物馆，可以发现在考古学家挖出来的古埃及文明器物中，有不少是属于两河流域文明的。总体来看，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密切联系贯穿于埃及整个法老时期。在埃及国家的形成上，两河文明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而新王国时期的埃及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在外交、经济等领域与两河流域交往很多。

　　印度河流域文明与同时代其他文明中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巴基斯坦信德省，有该文明最重要的遗迹之一，即摩亨焦达罗古城遗址。该城建造于约4500年前，比中国山西的陶寺遗址（约4000年前）还要古老。摩亨焦达罗古城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先进的都市文明。该城由卫城和下城两部分组成，卫城建在土丘上，四周有高大的砖墙。遗址中发掘出的大量文物说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已进入青铜时代，当时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已掌握了用窑烧制砖瓦及器具的技术，懂得把金、银、铜、锌等金属熔炼制成工具或首饰。在遗址博物馆中可以看到一些器物明显受到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或是直接来自于两河流域，如这里出土的男性半身石像和两河地区出土的石像非常近似等。由此可知，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居民和两河流域居民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交往。

　　从中国周边来看，中国与位于其东面的国家地区之间的交往基本是单向的文化输出。而中国的北面是游牧地区，游牧民族生活方式不固定，需要不断寻找新牧场，因此不具备发展具有复杂技术、需要长时间定居积累技术的文明，工艺水平也相对较低。中国与位于西南面的印度虽然直线距离不远，但中间隔着青藏高原，这在古代时很难逾越。据中国古籍记载，清代之前只有唐代的王玄策是直接通过西藏抵达印度的,其他与印度的交往均要绕道中亚或者海路，并没有直线交通。同时，通过沙漠、绿洲与西方的交往也很困难，路途遥远，中国古人若决定前往西方，和家里几乎是生离死别，十人去却难有一人回。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得知，在古代丝绸之路上跨文化的交往中，中国在地理上处于相对封闭的地位，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心之间交往的便利条件远远超过了古代中国所在东亚地区与其他文明中心之间的交往条件。尽管从西方到中国如此遥远，但连接中西的丝绸之路依然得到了持续的发展，本文认为有如下原因：

　　（一）优越的内部地理环境。在中国境内，从长江中下游平原到华北平原，有巨大的平原面积。如开车行驶在浙江杭州到江苏徐州之间,八百多公里一座山都看不到，这在其他文明中心是很难见到的。因此一般情况下只要中国国内人口增长，民众就可以开垦更多的土地，也能够建立更多的城市。此外，中华文明核心区的大部分土地处于东亚地区季风带，四季分明，且因濒临太平洋而获得了足够的降水，在生产技术不太发达而需要靠天吃饭的古代，中国民众就可以用较少的土壤获得相比稳定、比较丰厚的收入，从而养活更多的人口。基于此，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很早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人口、经济、文化的共同体。

　　（二）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中原地区已有5000万左右的人口，这一数字接近了当代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重要国家的人口数量。人口数量大，中国民众的生存环境相对艰难一些，民众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有较为宽裕的生活。也正因如此，“勤劳勇敢”成为了中国人认知自己以及国际社会认知中国人的突出特质。近些年来，大量中国人走向世界，仅在巴黎就有超过20万华人,这些在海外的中国人工作极为认真，给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古代，随着家庭财富的积累，以农耕为生产方式的大部分中国人对政治与社会秩序提出了诉求。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一旦发生战争，其辛苦赚得的财富都将损失殆尽，由此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序运行便成为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必然要求。作为回应，嫡长子继承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政治与社会制度等相继确立。而制度的不断完善，又造就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社会的长期稳定。可以说在手工业条件下，古代中国文明了已居于同时代人类文明的前列。

　　（三）领先的科技水平。“独享的技术，整体领先的工业水平”，代表了古代中国的形象。在遥远的异域，其他国家正是听到了东方有这样一个国家，才对中国有了向往，中国也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了强大的吸引力。在中国的大量外销商品中，陶瓷、丝绸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古代中国经济的符号。如中国的青花瓷就曾远销亚非地区。中国生产的青花瓷之所以能在伊斯兰世界长期畅销，除了外观的色泽及设计适合伊斯兰文化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青花瓷是当时世界范围内的高科技产品。瓷器因内外同质而难以仿制，尽管在伊斯兰世界出现了大量的仿制品，从中东到欧洲都能看到，但这些仿制品在烧制技艺上远远不及，最终只能成为内外不同质、并且更为沉重的青花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世界其他地区的手工艺者始终无法掌握制造内外同质的瓷器，这体现出了古代中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领先的科技水平也为古代中国带来了的良好的国家形象。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就陈列着不少来自明代中国的瓷器，而一些瓷器的部分表面则被看似更为贵重的黄金所镶嵌。这实际上是中国瓷器部分损坏后，奥斯曼帝国的素丹仍不舍得丢弃，并选择用黄金对破损处进行镶嵌，由此更加凸显中国工艺的珍贵,这也体现出中国制造在当时世界上无可替代的地位。正是古代中国拥有一大批和制瓷工艺一样的独享技术，丝绸之路才能克服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中心相距遥远的不利地理条件而产生、发展。

　　历史的发展往往是螺旋式上升，当前的中国又逐渐相似于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过的、拥有广大人口与市场的繁荣时代。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得到了持续的发展，经济水平显著提高，已成为拥有广阔潜力的全球市场。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对当代中国又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文化惯性。总体来看，中国正在接近从商代后期到文艺复兴前将近2500年时间里古代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已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忽视的人口、经济、文化的巨大复合体。

　　4.丝绸之路与人类历史

　　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随后，欧洲、西方改变了整个世界。直至21世纪，大量人类社会必需及常用的生产生活物品仍源于工业革命。但当深入探究丝绸之路的历史影响后，国际社会也会惊叹于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塑造作用，其影响之广之深，仍有待于当代学人的发掘。而在认知丝绸之路与人类历史密切关联的进程中，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案例进行佐证。

　　第一，丝绸之路与造纸术及印刷术的传播。纸张最早由中国发明,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便发明了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灞桥纸，公元1世纪，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为著书立说和传播文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在公元10世纪的北宋时期，雕版印刷已得到了广泛应用，公元11世纪，中国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进一步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在造纸术由中国传至世界前，其他地区人类记录知识的材料是稀少而昂贵的，如欧洲用羊皮纸，印度用贝叶等；而除了缺乏纸张外，记录知识的途径也是依靠手抄，如若某人想获取知识，要不然去偷窃，要不就得花大力气抄一本。正是造纸术的广泛传播使人类记录知识的成本极大降低，物美价廉的纸张得到了大量使用。而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则使人类积累知识的速度大为加快。如在印刷术没有广泛传播前，开罗一位科学家发明一项新技术后，这项技术从埃及传播到西班牙可能需要四百多年，但印刷术出现后，数年内就可得到有效传播。在印刷术领域,相比起古代中国，欧洲的约翰·古腾堡在15世纪时才开启了西方的印刷时代。

　　第二，丝绸之路与火药武器和磁罗盘技术的传播。火药武器与之前的人类所有武器都有着本质的差别，而中国则是人类社会中首先发明火药武器的国家。10世纪末，中国北宋初的军事家，根据炼丹家在炼制丹药过程中使用的火药配方，配成最初的火药并制成火器用于作战，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时代。在北宋都城开封，甚至设置了“广备城作”，即一个制造战争物资的国防工厂,其中有火药、沥青、猛火油等11种。而到了元代，火药武器又和舰船结合到了一起，从而在战争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13世纪元世祖忽必烈东征日本，同时代的日本人画了一个连环画册，名为“元寇西来图”。在其中一幅画中有一枚圆形的器物，在元军和日本军队间爆炸，两个半球随即破裂，很明显是一种火器。这表明了进攻日本时的元军已在舰船上装了火炮，此类军事技术随后也传入西方。磁罗盘技术也很早被中国人所掌握。公元1世纪初，王充在《论衡》中讲磁勺柄指南，可见当时已发现了磁石的指极性。到了宋代时，磁学规律已应用于航海。宋代朱荀彧在《萍洲可谈》中就写到当时广州的一些海船出海，就用磁罗盘技术指示方向，这也是世界航海史上使用磁罗盘技术的最早记载。15世纪时，火药武器和磁罗盘技术通过丝绸之路的西传为西方开启大航海时代提供了最为关键的准备。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对这一点仍然重视不够。在大多数人看来，欧洲之所以开辟新航路，是因为14世纪后传统的前往东方的商路被奥斯曼帝国封锁了。但是这样的判断是不客观的，因为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时期西方就知道地球是圆的。古希腊著名的地理学家埃拉托色尼就曾发现，在距埃及亚历山大城南约800公里的塞恩城(今阿斯旺附近)，夏日正午的阳光可以一直照到井底，而这时所有地面上的直立物都没有影子,但是亚历山大城地面上的直立物却有一段很短的影子。因此他认为，直立物的影子是由亚历山大城的阳光与直立物形成的夹角所造成。从地球是圆球和光的直线传播这两个前提出发，埃拉托色尼根据已知的两地之间的距离，测出了地球的圆周长，并与实际地球周长相差无几。既然西方已经具备了必需的地理知识，但在大航海时代前的1000多年里西方并没有进行向西的大规模航行。虽然西方学界声称维京人曾经到达过美洲,但那是偶然性的，并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的。

　　而正是火药武器和磁罗盘技术的西传才直接使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成为可能。其一，在这一时期，火炮成为了哥伦布等西方殖民者的重要征服武器。尽管和郑和下西洋时的200艘舰船相比，哥伦布只有3条舰船,但配备有火炮的3条舰船对付美洲的印第安人已经足够。印第安人的冷兵器是无法对抗火药武器的。其二，磁罗盘技术在15世纪时已传入欧洲，从而能够使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在不论任何恶劣的天气下，都能够对自身进行准确定位，这是大航海所不可或缺的，大航海只能在磁罗盘技术掌握之后，而不能在之前。

　　我们当今研究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应该从历史的角度上来深入探析，这样国际社会就可以认知到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文明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结 语

　　在丝路学的研究中，务必要注意的是个案研究不是根据现有的宏观理论倒过来做，从而试图去证明已有的宏观理论。真正有意义的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研究，应该建立在对某一个案的扎实研究基础之上，研究者一定要花大力气做个案研究。通过对个案的严密论证，研究者能够认知到个案研究的成果动摇了哪一理论,支持了哪一理论，如果对现有的宏观理论都没有支持,那么就可以说已有的理论或多或少仍存在缺陷。丝路学的研究者在研究工作中，需要将个案研究与宏观理论研究结合起来，站在大历史的高度去深入分析个案研究是否还有什么改进，这是扎实推进丝路学研究的学术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