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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中非关系研究三十年概论
来源:西亚北非  作者:李安山   发布时间:2018-04-20

  中非关系研究的肇始

  早在汉朝以前,中国与埃及即存在文化交流。杜环可能是首位留下有关非洲文字记载的中国人。早期典籍提及非洲的还有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元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明朝随郑和远洋的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均提及非洲。对非洲的记载虽不断增加,但或为道听途说,或限于表面。清代后期,西风东渐,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樊守义于1707年随传教士艾逊爵赴欧,留下的《身见录》记有南非情况。谢清高在《海录》中记载了毛里求斯的情况。传教士带来的地理知识冲击着以中国为中心的观念,有识之士开始收集信息。林则徐的《四洲志》介绍世界地理人文,涉及非洲国家、城市和民族。虽然他成为清政府的替罪羊,但他的资料却使魏源得以编纂《海国图志》。此书作为中西关系的里程碑,“标志着向有知识者展示外部世界真实图画的第一次系统尝试”。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此书在中国朝廷无人问津,却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描述了非洲不同地区及西印度洋岛屿。丁廉和巴仲和可能是亲临非洲内陆的首批中国人,俩人曾于1877年陪同丹麦人访问东非,丁廉在《三洲游记》中详细记载了东非内陆的政情民风。

  民国时期,中国学者继续探讨中非关系。张星烺先生在1930年即得出中非交往源远流长的结论。他将古代典籍爬梳整理编成汉唐、宋元明代中国与非洲之交往各章。他对典籍的疑难之处进行详细注释,留下难得的史料汇编。岑仲勉先生于1935年发表的唐朝中非交往的文章列举了波斯湾至东非的航线。中非关系研究的另一方面是介绍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著,冯承钧先生贡献卓著。他从1934年开始翻译伯希和(P.Pelliot)、费瑯(G.Fernand)等法国汉学家发表在《通报》(T'oungPao)和《亚洲学报》(JournalAsiatique)等学术刊物上的有关著述,其中包括中非关系方面的论文。1949年以后,学者仍在寻找早期中非关系的证据。一些学者(如向达先生)有志于研究中非关系史,但未能如愿。张铁生先生的《中非关系史初探》是中国学者第一部研究中非关系的著述,涵盖中国与东非、北非的海上交通史。虽然只是论文集,但这一著述为后人研究打下了基础。也有学者论及国别之间友好关系。尽管中国学者对中非关系史的研究早于外国学者,但由于这些研究较为零散,同时对外交流甚少,国际学术界更熟悉戴闻达、费勒西和菲利普·斯诺等名字。

  三十年的主要成果

  中非关系源远流长,但对非洲较为系统的研究则是始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学术的繁荣和中非关系的研究。1979年的两项研究颇具代表性,系杜葆仁、孙毓棠先生以考古资料和古代典籍为基础的研究。30年来,涉及中非古代关系研究的学者有唐锡仁、张象、朱凡诸先生。孙毓棠先生曾对隋唐的中非关系有所研究,但成果生前未发表。张俊彦先生研究了14~20世纪初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交往,并涉及杜环著作中的非洲地名。关于“摩邻”的位置,学者看法不同,近来有学者认为它在西非。张俊彦先生支持“摩洛哥”说,其理由是杜环提到摩邻位于秋萨罗即卡斯蒂利亚西南;抵达摩邻穿过的大沙漠即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周围沙漠;唐朝著作提到“摩邻”及摩洛哥东部邻国。马文宽和孟凡人用大量考古资料对非洲出土的中国古瓷进行了探讨,批驳了过分贬低中国海运能力的观点,揭示了中非关系史的重要一页。李新烽利用派驻非洲的便利,对郑和非洲之航及当地遗迹进行实地考察后写出了自己的著作。

  对古代中非关系研究较为突出者有陈公元、许永璋和沈福伟3位。陈先生从1980年开始发表相关论文,其著作以小丛书形式出版,贯穿中非交往史。许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论文对中非早期交往和二十四史中记载的非洲进行了考证与研究。近年出版的论文集收入了他发表的有关中非关系的论文20余篇。沈先生从1983年起开始发表有关论文。他的著作首次详细研究了中非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史,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与埃及交往有很长历史,但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交往较晚。他认为,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直接交往始于汉朝;抵达中国的首个撒拉哈以南非洲使团来自埃塞俄比亚港口城市阿杜利斯(位于今厄立特里亚),于公元100年到达洛阳;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是“第一个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他认为,杜环提到的摩邻国不过是阿克苏姆的别称。

  对近代中非关系研究贡献卓著者为艾周昌先生。他指导的研究生论文多为近代中非关系的研究。有学者认为,1400~1950年代中非关系一直处于隔绝状态,即中非关系中断了500年。艾先生梳罗并分析了丁廉1877年东非之行后留下的《三洲游记》,并考证了地名和人名,为近代中非关系史揭示了新的资料。通过综合近代中非关系的史料,他纠正了中非关系长期停滞的观点。他指出,中非早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6世纪就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交往,中国文化的西传以及埃及技术的东传“都归功于这条`丝绸之路'”。他的主要贡献是对近代中非关系史的研究,并首次对当代中非关系进行了梳理。他还著文剖析了民国时期的中非关系。中非近代关系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华工与华侨。张芝联先生最早研究清末南非金矿华工的待遇。20世纪80年代初,艾周昌、许永璋、彭家礼、徐艺圃等人均论及非洲华工。《非洲华侨华人史》利用非洲华人出版的多种报刊杂志等刊载的原始资料,分析了非洲华人的起源、适应和融合。在“二十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发言中,中国史学会副会长齐世荣教授称此书为“填补空白之作”。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了这一新闻,美国和加拿大非洲学会的杂志分别对该书进行评论。作者指出:“中国人移民非洲的人数将大大增加。”这一预言已应验。

  陆庭恩和汪勤梅两位先生注重当代中非关系的研究。陆先生的《非洲问题论集》汇集了他多年发表的论文,包括有关中非关系的7篇论文。作者认为,亚非会议为中非关系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周总理首次访非为我国在非洲树立了和平友好的形象,他提出的对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五项原则与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影响远远超出此次访问的国家;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工程是同一些西方国家进行了历经两年多尖锐斗争才确定下来的一场“特殊形式的政治斗争”。汪勤梅先生一直致力于当代中非关系的研究,从1994年至今发文论述中国三代领导人与非洲的关系、中非经贸合作,以及中非关系的历史与现状。黄泽全先生也在中非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对非洲投资方面发表了大量文章与著述。此外,一些长期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也发表文章论述中非关系。

  中国学者合编的《非洲通史》均有专门章节论及中非关系。古代卷第12章关于“中非交通的开辟是以丝绸为媒介”的观点颇有价值;但“公元6世纪以后是中非关系的大发展时期”的论断言过其实。近代卷的作者论述了中非贸易的扩展、澳门黑奴的认定、华奴到华工、游记的辑录、官方关系及反殖斗争的相互支持等方面,并认为近代中非官方关系与古代不同:古代的双方关系是独立国家之间的平等友好关系,近代双方则处于殖民者的控制之下。现代卷记述了建国初期、万隆会议、周总理访问非洲、20世纪70~80年代中非关系,探讨了1982年中国政府总理访问非洲时提出四项原则后中非合作的新方式(如合资企业、承包工程、劳务合作、管理合作等),认为中非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不仅可能,而且“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非关系迅速扩展。对中非关系的研究逐渐从历史文化转到经贸投资、技术合作和对外援助方面。以3本《非洲问题研究中文文献目录》中“非洲与中国”分类中收入的文章为例。1982~1989年间有文章58篇,涉及经贸合作和援助的有11篇。1990~1996年的56篇中26篇是有关中非经贸与援助非洲。1997~2005年的文章增至270篇,其中200篇以上有关经贸合作及援助,如考察报告、市场分析、投资建议。吴兆契先生主编的著作探讨中非经济合作的背景、回顾与前景,附有大事记。陈一飞先生的著作分析了南非经济,并为中国企业的投资提供了参考意见。李智彪主编的著作以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背景,从中非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切入,探讨中国企业开发非洲资源、贸易、金融和投资市场前景,并就如何规避贸易和投资风险提出建议。傅政罗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关注中非经贸关系,著述甚多,近年来仍笔耕不辍。此外,齐宝强、查道炯、宋志勇、姚桂梅、安春英、郭淑红对中非经贸关系、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中非贸易磨擦、石油合作、经济合作、林业合作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些投资指南为中国企业进入非洲提供了资料。

  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之前,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出版了《中国与非洲》,收入22篇论文,首次涉及“文革”时期中非关系的起伏、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整、清朝对非洲华侨政策、中印对非洲关系之比较等问题,还收有涉及中非关系的参考书目。中非峰会前夕,《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合作与交流》叙述了中非教育合作的历程、成果及展望。《同心若金——中非友好关系的辉煌历程》是纪念中非友好50周年的论文集,收录了官员、学者、记者的26篇文章,涉及双方领导人与中非关系、政治、经济和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走非洲,求发展”论文集》分为乡村发展、中非贸易合作与投资环境、传统文化与非洲旅游3个专题,涉及中国与非洲在农业、能源、贸易、投资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

  近年来,中非合作迅速发展使国外日益关注中非关系。在中国从非洲进口能源、中非经贸合作对非洲的影响、中国在非洲危机(苏丹、津巴布韦等)中的作用等问题上,中国学者遇到的挑战前所未有。贺文萍一直关注中非关系的发展,并经常就中非合作提出建设性意见。她指出,达尔富尔问题之所以升级为国际化和政治化的议题,主要源于该地区局势趋于恶化、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警示作用及美国的高调介入。她认为中国用对话谈判、发展与合作的方式解决冲突的做法恰当。舒运国指出,中非经贸关系具有4个特点:历史悠久、政治关系提供稳固基础、平等互利原则和巨大发展潜力,认为中国与非洲产业结构的趋同性和贸易不平衡性、企业某些违反经济活动规则的行为与非洲投资环境的制约将影响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中国应调整贸易结构,加强对企业的指导,改善投资环境以认真应对。刘鸿武将中非合作放在亚非合作和人类历史的框架中进行分析,他认为,在西方主导的旧有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的非洲却在中国外交领域一直占据着核心位置;中非关系的发展将为构建一个繁荣、公正、和谐的国际社会起到重要作用。刘乃亚、刘海方、潘华琼、张哲、杨宝荣、骆元媛、王洪一、张永蓬、顾建新、姜恒昆和罗建波及袁武等中青年学者在人力资源合作、中非关系研究、文化交流、债务问题、“中国威胁”论、中国对非洲战略、国际教育援助非洲对中国的启示、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立场,以及中国在非洲冲突中的作用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李安山将中非关系置于全球化与中国和平发展的语境中进行分析,并认为中国对非洲政策经历了三重转变,即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合作性质从注重援助到合作双赢;中非关系主要表现为首脑外交、平等观念、互利双赢和规范机制等4个特点,然而却面临多重挑战。罗建波提出非洲一体化与中非关系这一课题,认为政治、经贸和教育是中非合作的三大支柱,非洲一体化促使中国将对非洲多边外交提上日程。这批有关中非关系的著述最鲜明的特点是针对性强,现实意义突出;但由于重点是应对西方的指责,论战性质明显,因而资料有欠扎实、论证不够深入、理论不够成熟。

  随着中非合作的升温,中外学术杂志近年多次发表“中非关系”专刊。《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主题讨论“中非关系——历史与现实”发表相关文章10篇。除国内学者外,非洲学者克瓦西·普拉和吉尤姆·穆穆尼、英国学者肯尼斯·金和美国学者斯蒂思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民族主义、中非关系、教育合作和中、美对非洲政策的看法。《西亚非洲》2006年第8期刊登了“辨析中非关系的实质”的专栏,从7个方面剖析了中非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9月号也发表了关于中非关系的多篇文章,其中南非的马丁·戴维斯和尼日利亚的西里尔·奥比从非洲人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对非洲援助政策和中国公司在非洲的石油投资等问题。此外,外文刊物也出现了中非关系的专号,例如《南非国际研究杂志》2006年夏秋季号是“中国在非洲”专号,来自中国、非洲和英、美及欧盟的学者的10篇文章从多方面探讨中非关系;《中国安全》2007年夏季号主题为“中国在非洲的崛起”,意大利的《非洲与东方》杂志也在2008年发表了“中国与非洲”专号。

  中国学者用外文发表文章的机会甚少。高晋元先生在1984年首次向国际学界论述了中非关系史,何芳川先生在1987年论及中非关系的历史轨迹。李安山回国后发表了多篇有关加纳史的论文和书评,他关于加纳农村社会反抗的英文专著也在国外产生一定影响。葛佶先生有关中国非洲研究的条目虽不长,却使国际学界对中国的研究有所了解。令人鼓舞的是,近年来,中国学者用外文发表的文章日益增多。洪永红在南非发表了有关中国对非洲研究的文章。李安山在美国《非洲研究评论》上撰文将20世纪中国对非洲研究分为感受非洲、支持非洲、了解非洲和研究非洲4段,并分析了中国对非洲研究的长处和弱点。国外学者主编的论文集开始出现安永玉、贺文萍、徐伟忠、洪永红、李保平、张永蓬、李智彪、安春英、王锁劳、李安山等人的文章,多是关于中非关系和中国对非洲研究。杨立华、贺文萍、刘海方、李安山在国外杂志上发表有关中非关系的文章;外国网络上也出现中国学者的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的中非关系研究也有成果,主要局限在台湾-非洲“关系”问题。

  参考资料

  30年来,有关中非关系的参考资料不断出版,大致分为3种:资料汇编、百科辞书和事件亲历者的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华工出国史料开始出版。第一辑包括南非华工史料154件,全部收自外交文档;第四辑有涉及南非华工的著述节录;第九辑收录关于非洲华工华侨的时论、文献和游记;从而为非洲华工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包括早期调研报告,但主要还是翻译过来的外文著作。《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从典籍、档案和时论中选辑的近代文献分黑人在中国、非洲见闻录、时人论说、华工与华人、中国外交5个部分,以充分史料说明中非关系“中断”说无根据。李安山所编非洲华侨华人资料辑录的中外文资料分为3个部分:“文件与报道”分3个时期,包括华人生活的各方面;“回忆与访谈”是华人回忆文章和记者对知名华人的访谈;“附录”是有关非洲华侨华人史料的两篇文章。由于编辑原则之一是以前选辑中所收资料不再选入,此书所收文献多为首次发表。

  《中国外交大辞典》是中国外交界和学术界持续了数年的研究成果,除收录了历史上中非关系如“刚果自由邦遣使来华”等条目外,还包括“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等,以及中国与53个非洲国家及西撒哈拉地区之间当代关系的条目。《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共计12卷,1800万字,除个别卷(如总论卷)外,其他各卷都涉及非洲华侨华人。以《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为例,该卷涉及36个国家及地区的华侨华人,共有109个条目,其中南非的条目最多,为39个。《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第四编的“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一章中有专节叙述中非关系在各时期的发展。第五编的“非洲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一章有专节论及中非经济关系,重点论及经济技术合作、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前景。《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中东)》也专门论及中国与北非关系。书刊索引是研究者的钥匙。中国非洲史学会自成立起就注意文献索引的编纂工作。30年来,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和北京大学亚非所合编的资料索引是重要的检索工具。非正式出版的《中国非洲关系大事记(1949~1984年)》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参考。

  事件亲历者的回忆与记载也是重要参考资料,可分为当事者的纪实或回忆、记者报道和旅游者的记载。《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记录了江泽民主席对非洲的4次访问。作者忠实记录了江泽民主席与莫伊总统交换中非关系的看法,与梅莱斯总理和马里总统商量援助问题,在摩洛哥妥善处理西撒哈拉问题,与卡扎菲探讨反恐问题,与埃及、纳米比亚、津巴布韦、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等国元首共商大计。钱其琛自传揭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如1991年元旦过后他访问非洲,此后逐渐形成外交部长每年第一站访问非洲的习惯。作者披露,为了改善双方关系,使时任南非总统曼德拉更明确地认识国际形势,江泽民主席曾4次致信,希望曼德拉正确认识中国和南非关系的重要性。这些信件无疑为促进中南建交创造了条件。这种被李安山概括为中非关系特点之一的“首脑外交”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在这一具体事例中却起到了其他渠道难以替代的作用。《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也记载了他自己的非洲之行及有关史实。

  王殊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正式派驻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记者。虽然他后来成为外交官,但他的自传记录了在非洲的记者工作。1959年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后,他先后在西非建立了新华社阿克拉分社和科纳克里分社。自传记载了他在加纳、几内亚和马里等国的活动,对北非三国(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访问及在刚果(利)和多哥的工作。他关于亲历刚果(利)动荡局势和其他几个非洲国家独立的回忆尤有价值。郭靖安曾任中国驻加纳大使,《出使非洲的岁月》真实地描绘了他和夫人出任驻非洲国家使节的情况,其中对周总理访问加纳时的现场、中国在利比里亚的撤馆和再派驻的经验、动乱中的索马里,以及出任加纳大使的描述颇为形象生动。《中国外交官在非洲》收集的文章生动记述了外交官的亲身经历,揭示了有关坦赞铁路的谈判内幕、中国外交官在赞比亚被炸弹杀害的经过、利比里亚的政变过程,以及卡扎菲的女保镖等。《外交风云——外交官海外秘闻》记录了中国驻非洲国家外交官的经历。31外交官发表的文章和回忆录等为研究中非关系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曾在非洲任职的外交官高建中、谢邦定、陆苗耕、高广灵、陈来元、徐英杰、康晓、孟宪科、金伯雄、吴清和、胡景瑞、黄舍骄等都撰文记载了各自在外交岗位上的真实见闻。

  《友谊之路》的作者亲自参加修建过坦赞铁路。全书于1993年完成初稿,约118万字,多次修改后缩减为32万字。上篇叙述了国际背景、英美遏制及最后决策;下篇是修建坦赞铁路纪实。外经贸部(现商务部)、铁道部等单位为该书的写作召开了多次座谈会,从援建部门、外交部及铁路修建者三方收集资料。除采访当事人外,作者还查阅了大量援建坦赞铁路的档案。书中的史料、附录和陈述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援建项目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走进非洲》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同仁的文章汇编。正如序言所说,这既还非洲一个公正,也给读者一个全景。企业家和旅游者的书籍为了解中非关系提供了鲜活资料。各部委网站和非洲投资网等也成为研究者的资料来源。

  非正式出版物

  非正式出版物大致分为两类:一些政府机构、学会和组织的出版物与学位论文。一些学会论文集专门探讨中非关系。例如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出版的论文集,《21世纪中非关系发展战略报告》和《新时期中非关系发展与前景》颇具代表性,对中非政治外交、财贸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作了全面梳理。此外,还有中国与葡萄牙语国家经贸合作论文集和“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评估与展望》分析了论坛本身的评估、国际社会的反应和论坛的未来发展。中国援助非洲医疗队已有45年历史,它帮助了非洲人民,又以特殊方式服务于外交,还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然而,对中非医疗合作的研究甚少。援助非洲医疗队采取省(市)与非洲国家对口的形式(如江西负责突尼斯,宁夏负责贝宁,北京负责几内亚)。各省(市)、自治区为总结经验,以3种形式介绍了援助非洲医疗队的情况:正式出版物、非正式文集和纪念画册。这些是深入研究中非医疗合作的重要资料。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出版物也为中非关系的研究和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提供了资料。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也是重要的非正式出版物。据统计,有关中非关系的学位论文约30余篇,最早是巨永明撰写的《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洲的关系》(1989年)。这些论文中既有比较研究,也有中国对非洲政策或战略,还有中非经贸合作、对非洲援助或投资策略。近年来,有关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状况的学位论文有所增加,如中国建筑公司在非洲的营销实践、中国汽车的非洲市场研究、中国机电产品在非洲的经营战略、中石油在非洲的战略等。这些研究显现出3个特点:研究课题与“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研究内容有很强的实用性;论文多由经济管理或工科专业的学生完成。

  研究机构的作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是中国对非洲研究的重镇。在三任所长葛佶、赵国忠、杨光等人的领导下,该所对中非关系研究着力不小。例如,葛佶在美国出版的非洲百科全书中发表有关中国非洲研究的条目;陈公元致力于古代中非关系的研究;赵国忠主持的中东与非洲发展报告均有相关研究;杨立华为当代中非关系撰写英文论文;杨光多次主持中非关系研讨会。概言之,西亚非洲所对中非关系研究的贡献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1)《西亚非洲》一直为中非关系研究提供平台,先后发表相关论文200余篇。(2)由该所组织撰写的非洲列国志中每本均有中非关系的大致脉络;主要由该所人员撰写的简明百科都有专章论及中非关系;该所的《中东非洲发展报告》每年均有两篇论及中非关系,主要是贸易和投资方面,2006~2007年的发展报告是中非关系专题。(3)该所近年多次组织与中非关系相关的国际会议,如2006年12月与英国发展署合作举办“中非共同发展”国际研讨会;2007年7月与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合办的“中国-苏丹国际研讨会”等,对中非关系研究起到推动作用。此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近年来相当活跃,积极从事中非关系研究和中非交流活动。2007年的“中国-欧洲战略对话”中专门包括中国与非洲关系的议题。外交部下属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也积极参与了相关活动,2007年10月曾在北京与法国发展署联合举办了“中法对非洲援助学术研讨会”,就中法双方援助非洲的方式、效果和经验进行了交流。

  北京大学是中非教育合作的最先实践者。北大非洲研究中心自1998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非洲研究和中非关系的探讨。2000年8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部长级会议前夕,北大非洲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国-非洲友好关系发展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与埃及、南非等12个非洲国家的50余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同年出版了《中国与非洲》论文集。为配合中非峰会,北大非洲研究中心与《国际政治研究》合作出版了2006年“中非关系”专刊,对中非关系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进行了探讨。2006年12月,北大非洲研究中心与教育部国际合作司、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和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全国高校非洲教学科研与援助非洲工作研讨会”。有关从事非洲教学和研究、承担援助非洲项目的近百名代表出席会议,教育部、外交部、商务部的有关领导介绍了中非峰会、经贸合作的情况。会议就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人才培训、非洲教学与研究人才、非洲教学科研基地的建设与协调等交流经验。与会代表提出在北京大学建立非洲研究资料库的建议得到教育部国际合作司和北大校领导的赞同。该中心还积极组织非洲留学生和中国的研究生就中非合作关系的议题进行交流。

  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是成立较早的研究机构,目前的研究集中在中非农业合作。1978年,湘潭大学成立了非洲问题研究室,1998年该校成立非洲法研究所,自2005年成立的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致力于非洲法方面的研究,并积极推进中非法律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该中心于2006年举办了“非洲法与社会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中国学者与来自6个非洲国家的15名学者与会。浙江师范大学于2001年开始承担教育部援助非洲培训项目,2003年成立了非洲教育研究中心,2004年该校被批准为教育部直属的援助非洲教育基地,2006年承办了首届“中国-非洲大学校长论坛”,来自14所非洲大学以及国内一些大学的校长出席了研讨会,2007年又在援助非洲教育基地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非洲研究院,该研究院的成立为多学科的非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教育部为加强中非教育合作,于2003年在天津工程师范学院成立了第一个援助非洲教育基地,以推动中非职业培训方面的交流,该校非洲职业教育研究中心随之建立。2004年又在浙江师大、东北师大和吉林师大设立了基地,分别进行学校教育管理、远程教学和计算机教学的培训与交流。2008年教育部又新增了6所援外教育基地,充分发挥各基地优势,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提出的任务。此外,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上海师大非洲经济研究中心和徐州师大亚非研究所还多次组织各种论坛及研讨会,苏州大学、南昌大学的非洲研究中心也在致力于非洲社会、经济和中非关系方面的研究。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1979年成立)和中国非洲史学会(1980年成立)为中非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两个学会举办各种研讨会探讨中非关系的历史、机遇、发展和前景。2008年9月,非洲问题研究会举办了“中非经贸合作”的研讨会,有关部委和40多名理事与会。2008年10月,非洲史学会在山西大学举办了“中非关系与当代世界”学术研讨会,与会者达110多名。在伯尔基金会的赞助下,会议邀请了14名非洲学者与会,青年志愿者代表吴绪永、华立药业公司总裁逯春明和达之路公司总经理何烈辉也在大会上作了精彩讲演。

  李安山曾指出,学术研究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重要性:“人们认识到,在实际工作与学术研究中需要更多的合作。政府需要信息、分析和评估,而学界需要资金、刺激和反馈。”目前,政府与学界的互动日益加强。自从“大外交”的概念提出以来,政府各部门加强了与学者的联系。政府相关部委定期就中非合作问题召开专家咨询会议,或将相关研究课题交由学者专家完成,中非合作论坛文件的起草也多次召集专家征求意见。随着中非关系的迅速发展和形势的需要,国家对中非关系研究的投入也在加大。目前由洪永红主持的中非法律合作国家项目、刘鸿武负责的中非关系与合作多赢国家项目和李安山负责的非洲-中国合作机制可持续发展的国家项目及其他部委相关课题正在进行。

  我们相信:中非关系的研究必将随着中非合作的拓展不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