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内三次血流成河，恐怖袭击的阴云为何总笼罩着欧洲？

　　不到一年之内，欧洲法语区遭遇第三次恶性恐怖袭击，遍地狼藉的悲惨影像又一次冲击着人们的神经，而欧洲政要们一脸严肃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电视新闻里，惊魂未定的人们又一次摆上鲜花和蜡烛。鲜血、惊叫、混乱，然后是全球媒体的连续滚动播报，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一切都如同固定套路，令人感慨。就在英国脱离欧盟的变局尚未尘埃落定的时候，恐怖袭击的阴影又一次提醒人们，“欧洲病”远不只是存在于社会基础层面的经济运行和福利体制，上层建筑也已经漏洞百出，老态龙钟、内外交困的欧洲需要展开更深层次的反思。笔者觉得，对“欧洲病”的反思，似乎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安全漏洞：公共管理跟不上一体化

　　第一层反思，应聚焦于社会公共管理落后于欧盟一体化进程而产生的失序与惰性。二战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诉求，就是要实现包括劳动和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这一理念出发，1995年出台的申根协定使人们在欧盟大部分成员国之间的迁徙不再受到阻碍，一体化进入快车道。

　　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人员的自由流动也使社会生活瞬息万变，对社会公共管理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而欧洲各国、尤其是法语区国家的社会公共管理的基本理念、制度架构和实际运作，显然并未追随形势的变化而作出妥当的调整。

　　去欧洲旅行过的人们都知道，欧洲的大城市大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混乱和失序的问题，而法语区尤为严重。欧洲多地的火车站既无安检，亦无检票设备，人们往往可以直接走上站台。尤其在巴黎的地铁站里，常有争吵乃至殴斗。

　　2014年初笔者在比利时访学的时候，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告诉笔者，每年在布鲁塞尔会发生两百余起中国人的护照失窃的事件，比利时当地的人都把布鲁塞尔称作“可怕的丛林”。难怪当前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大嘴”川普会毫不留情地说：“布鲁塞尔在20年前是个美丽的地方，现在却是一个地狱。”

　　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欧洲区域一体化，必然使社会变化的节奏不断加速，这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欧洲的社会公共管理未能随着欧洲一体化水平的提升而改进，存在严重的惰性。美国和日本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和运行节奏远远超过欧洲，其文化与社会的多元性并不亚于欧洲城市，但美国自“九一一”事件之后，日本自“东京地铁毒气事件”之后，都再未出现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以此观之，欧洲确实“病”得不轻。

　　“政治正确”：选择性无视文化多元的弊端

　　第二层反思，需要思考欧洲多年来在价值理念上出现的偏执、傲慢与虚妄。自二战结束后，欧洲社会各界沉痛反省二战的起因，对欧洲过去的价值理念中的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等负面因素展开了彻底的批判，形成了尊重文化与社会的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共识，这本是好事。但现在看来，这种反省似乎从一个极端慢慢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二战前，欧洲社会的外来移民较少，文化体系和民族结构较为单一，缺乏美国社会两百年来因多种宗教和种族共处而形成的社会体验与政治经验，并不存在美国这样的文化“大熔炉”。

　　二战以后，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外来移民不断涌入，使欧洲得以维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同时也在急剧冲击着欧洲原先的宗教状况、民族结构、文化体系和社会生活。

　　然而二战后掌握实质性的决策权与话语权的政治精英和社会舆论，却营造出了一种吊诡的氛围，推崇抽象的文化多元主义和片面的左翼自由主义，而对文化与社会多元化的复杂后果缺乏清晰的认识和充分的制度准备，甚至选择性地忽视其中可能存在的弊端。

　　更糟糕的是，欧洲的一些国家因其二战前长期处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体系的核心位置，滋生出傲慢的态度与虚妄的优越感，对自身的价值理念与制度架构过分自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美国和亚太地区逐渐边缘化却缺乏自知之明，难以对现状作出冷静的自省。

　　现在不少旅欧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都感到，欧洲社会普遍缺乏活力、暮气深重，那里的一些学者和学生对欧洲以外的世界了解甚少却又傲慢而冷漠，很难与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平等地交流。

　　在美国，塞缪尔·亨廷顿面对形势的剧变，能够提出“文明冲突论”的鲜明论点，发出“我们是谁”的疑问，而在欧洲，在“政治正确”的巨大无形压力之下鲜有学者能够发出如此深刻而新颖的高论。由于政治与学术精英的反省能力不足，欧洲在治理社会问题上的惰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敌意：不仅存在于本土民众与外来移民之间

　　第三层反思，应正视欧洲社会内部普通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的深刻分裂与阶层对立，没有这一层反思，欧洲的恐怖主义阴云恐怕将长久盘旋，而难以彻底消除。欧盟不断推进的一体化进程，已经从1950年“欧洲煤钢联营”的关税同盟，经由1995年的申根协定、1999年的货币联盟、2011年的财政契约、2012年商议的银行业联盟，发展到如今空前复杂的程度。这一进程很大程度上是由掌握实质性决策权的欧洲政治精英推动的，并未完全获得欧洲草根民意的充分支持。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推进，掌握资本的工商界获得了更高的利润率，掌握决策权的政治精英取得了更多的行政资源，但草根民众看到的却是，外来移民抢走了自己的工作，外来的商品充斥着家门外的市场，陌生的宗教和文化扰乱了自己平静而温情的生活方式，公众场所变得越来越混乱和危险，自己的下一代能够获得的机会和资源越来越少，贫富分化在逐渐加剧。

　　政治精英们为一体化的前景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未来描绘出美丽的图景，却在一定程度上对由此产生的不平等和不安定的情形选择性失明，对普通民众的心理感受和利益诉求漠然置之，将这些视为“杂音”。

　　在这样的情形下，在一些欧洲国家，社会日益分裂，草根民众对社会精英的厌恶情绪潜滋暗长，社会不同阶层和族群之间的对立如野草般蔓延，使这些国家的本土民众对精英主导下的政治架构的认同感不断降低，形成了彼此猜忌、互不信任的社会氛围。

　　此次英国脱欧公投前，一名主张留欧的女议员被一位主张脱欧的普通人刺杀，可见尖锐的矛盾和恶劣的氛围几乎已达到激化的程度。

　　由于自身的诉求难以得到维护，切身的感受难以得到关注，一些欧洲国家的本土民众对外来移民的敌意愈加强烈，使外来移民感到遭遇排挤，难以融入主流社会，一部分外来移民的政治理念日益激进化，逐渐形成了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形成了恶性循环。政治精英不能深刻理解普罗大众的切身利益与真实感受，草根阶层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的传递机制很不通畅，社会沟通机制的这些缺陷间接助长了恐怖主义在欧洲的扩散。

　　总之，恐怖主义的根源，应从“欧洲病”之中寻找，而当前的“欧洲病”并非疥疮之患，而是已成心腹之疾，若不能深入反思“欧洲病”的深层结构性的根源，恐怖袭击的阴云只怕难以散去。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