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如何共建命运共同体？

　　中印的宗教文化联系如何有助于实现习近平主席有关“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愿景？简而言之，习主席去年三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了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这一愿景选择聚焦亚洲人民而非亚洲国家，让人首先想到的是：中印两国人口合计占到了亚洲人口的59%和全世界人口的37%。自1990年代早期以来中国已经显示了空前的增长与发展，印度的发展也势头强劲，高增长率帮助其人民改善经济状况。

　　但是中印两国依然还有不少贫困人口。因此，他们建设亚洲人民未来的路径不可能仅仅基于对军事的投资，尤其不可能采用美国及其盟友的道路，这些国家的国防支出占到了全世界国防支出的近60%。

　　作为两个文明古国，中印两国的座右铭一直是“通过发展获得安全”，而非“通过安全获得发展”，这一文化基调促成了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也促成了印度的“香料之路”的想法、通过建设港口设施促进经济发展的Sagarmala计划和季风计划（Project Mausum，季风在古代印度洋航海中扮演重要作用，该计划旨在加强印度洋各国间的交流，促进对文化遗产的理解）。这种新思维也支撑着习主席有关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实验，在这一想法中，中印有潜力建立一种重要的伙伴关系。

　　亚洲持续提升的互联互通必将为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提供动力，并扩展他们的经济关系。但是，如何才能拓展中印共同合作？

　　新的叙事角度带来中印合作契机

　　习主席去年三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描绘的“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主要提出了四点建议：互相尊重和平等对待；双赢合作与共同发展；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安全；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原则上，印度赞同这四点建议。尤其是最后一点反映了很深入的思考。中印是仅有的两个代表古代伟大文明的新兴国家，这是两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发展联系的优势点。

　　从这一角度来看，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标志着重要的叙事角度的转变：从20世纪狭隘聚焦于经济与安全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叙事，转向21世纪更广泛的话语体系，这一体系指向社会之间的接触，聚焦于文化和宗教这些更深刻地决定人类身份、目标与努力的因素。

　　这并非要完全削弱现实主义的范式，然而这确实标志着从硬实力向软实力的清晰转变：从有关权力的思想转变为思想的权力。印度总理莫迪正进行他的五国之行，包括他的第四次访美行程。他的极为活跃的外交政策一直以来都坚定地建立在印度与其亚洲邻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人员和文化联系之上。基于中印双方的这种以文化和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应该重新发现两国过去的宗教文化联系。

　　佛教或可成为亚洲粘合剂

　　佛教是两国之间最经久不衰的联系，也把它们与其他亚洲社会联系起来。过去26个世纪的宗教文化联系不仅强烈契合了“中印大同”（Chindia）的范式，也向它们提出了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责任。

　　比如，中国通过主办世界佛教论坛，一直在促进佛教的发展中起着领头作用。

　　确实，中国早在1980年代就已开始鼓励与其周边国家，如印度、泰国、缅甸和斯里兰卡开展佛教僧侣之间的交流，而且中国大多数的佛教寺院如今都有在这些国家交流过的僧人。

　　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2006年在浙江的杭州和舟山举行，无锡和台北共同举办了第二届，第三届在香港举行。江苏省无锡市的灵山是该论坛的永久会址，去年十月的第四届论坛也在该地举行。这一论坛寻求促进亚洲在佛教上的讨论。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僧人参与了这几届论坛。

　　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结束时通过的宣言，呼吁所有佛教徒“为解决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世界性问题贡献智慧，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努力”。这清楚地反映了习主席去年在博鳌亚洲论坛讲话中描绘的愿景。

　　印度也在2011年组织了其首次全球佛教大会，接着印度赠送了一座5米高的佛像给缅甸，并共同资助了在仰光举行的一次为期三天的佛教学者的国际论坛；其后在2012年，印度又赠送了印度国家博物馆的一些佛教圣物给斯里兰卡。在莫迪总理与习近平主席最初的两次会谈中（第一次是2014年7月在福塔莱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第二次是在习主席2014年9月访印期间），他与习主席详细讨论了两国共享的佛教的宗教和文化遗产，以及这一遗产如何能够成为两个文明之间的坚实桥梁。

　　佛教是中印两大社会之间最为持久的沟通桥梁，中印开始了有关佛教的对话，但必须强调佛教拥有许多的宗派，并且是若干亚洲国家共享的遗产。

　　因此，为了让佛教成为亚洲融合的积极力量，中印这样的大国可以退居幕后，共同促进民间社会行动者，尤其是来自较小佛教国家如尼泊尔、泰国、斯里兰卡和缅甸当地民间行动者发挥领导作用。中印可以支持作为亚洲国家之间新的粘合剂的佛教交流。这一努力将有助于在亚洲各国间创造积极的氛围，可能也会为中印双边关系提供正能量。

　　（作者为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本文是他在2016年上海论坛的演讲稿的节选，由作者本人修改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