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中国年四大特色

　　财长会历来是G20的重头戏。毕竟，G20机制自1999年诞生以来，长期是一个大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的机制，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才使得它升格为领导人峰会机制。

　　在功能上，财长会为领导人峰会准备核心的财金议题，对峰会的成果具有奠基的作用，因而财长会往往被视为G20领导人峰会的“风向标”。

　　刚刚在上海结束的G20财长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预示着2016年9月将在杭州举办的G20领导人第11次峰会很可能将是G20历史上一次可圈可点的盛会。

　　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最近几天对上海G20财长会的评价中，一些西方媒体提出，上海G20会议避重就轻，空喊口号，没有多少实质性成果。

　　这实际上既是对G20机制的误判，也与对中国主办G20峰会思路的不理解有关。

　　因而，准确阐述中国的办会思路，尤其是与其他G20轮值主席国相比，中国有哪些特色的办会思路，对于正确评价G20会议至关重要。概括起来，这次上海财长会体现了G20中国年的四大特色：

　　第一，协商民主。与票决民主不同，协商民主强调达成共识，求同存异，尽管这可能需要更多时间，短期内也可能成果不够显眼，但它一旦达成共识，很可能会更加持久，成果也会更加容易落实。

　　G20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其核心使命就是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达成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共识。

　　在上海会议上，针对近期全球股市、汇市、大宗商品价格等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G20财金首脑达成共识：近期市场波动程度并没有反映全球经济的基本面，尤其是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会继续温和扩张，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仍将保持强劲的基本面。这实际上体现了G20的战略定力，给全球市场注入了强有力的信心。

　　针对各国经济政策的分化，G20提出“各国单独以及共同使用所有的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来提振信心、维护复苏”，不希望采用统一的政策，或者是强迫某些国家采用和其他国家一致的政策，而是秉着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复苏的统一目标，根据各自的国情和经济形势，灵活地采用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的政策。

　　第二，言必信、行必果。针对近年来G20会议中出现“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弊端，中国峰会把落实承诺作为一大特色，体现在推动建立一系列量化评估指标体系上。

　　譬如，结构性改革从2009年匹兹堡峰会就开始关注，但由于结构性改革涉及到各国的痛处和弱点，因而一直停留在说的层面。

　　2014年，澳大利亚峰会将结构性改革作为“全面增长战略”的一部分，列出了1000多条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承诺。2015年土耳其在举办G20峰会时，只实现了结构性改革承诺的1/3。

　　鉴于此，上海会议提出，应确定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和指导原则，并从事后效果的角度来建立监测结构性改革的量化指标体系。

　　再如，近年来，G20一直致力于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加大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但成效不明显，多边开发银行经常以基础设施建设容易引发环境和腐败风险以及不利于其资产负债表为由，不愿涉足其中。

　　中国提出，应推动建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加强新老多边开发银行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制定多边开发银行支持高质量项目的量化目标，从而监督落实多边开发银行投资基础设施的承诺。

　　第三，鲜明的发展中国家特色。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第一个“G77+中国”的成员主办G20峰会，中国在参与G20和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身份定位一直是“发展中大国”，最大限度地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问题上，上海会议提出，IMF和世界银行应加大力度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最终实现平等投票权。

　　在税收议题上，针对发达国家提出“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的实施框架主要关注发达国家的关切，上海会议引导G20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支持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税收规则制定，并解决发展中国家在执行全球税收规则过程中面临的特殊挑战。

　　除此之外，中国还通过自身的贡献建立了国际税收政策研究中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税收领域的技术援助。

　　在气候资金问题上，上海会议积极讨论如何推动发达国家按照《巴黎协定》的共识，通过绿色气候基金提供资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与此同时，中国自身虽然没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出资义务，但为了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也建立了“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示范区”以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

　　第四，力推G20机制转型。G20诞生于金融危机，应对金融危机是G20的长处，也确立了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首要平台”的地位，但随着后危机时代的来临，G20需要完成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的机制转型，上海会议体现出明显的G20机制转型特征。

　　具体来说，从议题时效上看，上海会议不仅探讨了如何应对短期市场波动的议题，更是把寻找经济长期增长动力列为优先议题。危机时刻，通过刺激经济、量化宽松，可以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但实际上这只是把明天的需求移到今天，并不会带来持久的经济增长，因而推动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能。

　　从议题传承与创新上看，上海会议不仅探讨了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国际金融监管、基础设施投资、国际税收合作等G20传统议题，还探讨了绿色金融、反恐融资、气候融资等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议题，有利于扩充G20的视野，使G20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的长效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