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城市”的概念与意义

　　一. “丝路城市”的概念

　　（一）“丝路城市”的定义与识别标准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一个自公元1世纪开始显现直到公元19世纪在陆上和海上都出现的贸易路线网络。陆上丝路依托商队驿站（Caravanserais），从陆上穿越东欧、西亚和中亚地区，并最终抵达东亚地区；海上丝路依托沿海港口，从海上自南欧经地中海，通过阿拉伯海、印度洋连接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地区，最终形成一张多样化线路的网络，覆盖了中国、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伊朗、高加索、土耳其甚至北非、俄罗斯和东欧地区。正是沿着这些驿站与港口，不单是丝绸、香料等商品物资实现了交换，更有许多不同文化、宗教和语言的人民相接触，交流思想，相互影响，从而成就了人类文明中一段互相交流与对话的独特历史。也正是通过沟通历史语境中的东方和西方，成就了一批由驿站和港口升级而来的丝路沿线城市（Cities alongside the Silk Roads），不少至今仍屹立于世界名城行列。

　　我们认为，当代意义上的“丝路城市”（Silk Road Cities）主要指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范围内，在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对外经济交往等方面占有重要战略地位和具有影响力的枢纽性城市。这些城市大部分是所在国家的要素流动节点和增长极，对所在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更为可贵的是这些城市多秉承着开放、沟通的丝路精神。

　　今天，“丝路城市”概念的提出，与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动息息相关。随着经济全球化力量的进一步扩展以及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格局的转变，传统的以美、欧、日“大三角”为核心的国际投资、贸易空间模式，以及基于这一要素流动模式的世界经济“中心-外围”格局逐渐发生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其意义在于顺应这种新的全球性变化（Global Shift），[1]并促进地缘经济新格局的形成。这种新格局的特点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国际资本流动的投资方更为多样化，既有发达经济体，也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其二，资本、技术、产品、劳务等要素的空间流向也出现变化的趋势，国际贸易、投资流动趋向新的方向，并进一步向“一带一路”沿线的欧亚大陆腹地转移。

　　2016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生效，预示着国际经济新机构、机制的渐趋完善，进一步凸显了这种地缘经济变化的趋势。一方面，大西洋、太平洋沿岸传统经济发达和新兴区域，将面对以TPP、TTIP为代表的新贸易投资规则的影响和约束。另一方面，长期被忽视的亚欧大陆“世界岛”腹地区域，在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新基础设施投资与产能合作机遇的影响下，可能成为全球要素的新流动方向。而这一地缘经济的变化无疑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基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处于上述“两洋”区域的世界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将受到新贸易投资规则的影响，城市网络间的连接强度和要素流动方向将发生变化。同时，欧亚大陆内陆区域新的发展机遇，也将提升这一区域的城市发展水平和城市与全球经济的互动能力。这一新的城市发展趋势，有助于世界城市网络板块的构建，进而影响世界城市体系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在这一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新变化的背景下，“丝路城市”的战略作用和发展机遇便在于对新的国际要素流动方向的承载和拓展，进而成长为世界经济新成长板块的核心节点，以及世界城市网络的新板块。因此，理解“丝路城市”的主要特性和识别标准，应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认识：其一，“丝路城市”应是所在区域的“门户城市”，其二，“丝路城市”应是所在区域的“通商城市”。具体而言，在特征内涵上，“门户城市”主要反映“丝路城市”在承载国际经济要素流方面的能力和地位，其核心评价指标在于相关城市的资金、人员、技术、商品等的流量规模。“通商城市”则反映“丝路城市”对国际要素的配置能力，主要评价标准在于贸易规模、投资规模、金融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在文化、社会、政治、安全等领域的配套能力。

　　（二）“丝路城市”的主要特性

　　从空间范围上看，“丝路城市”位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空间板块包括东亚、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北非、中东欧的主要区域。其中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构成了空间板块的连接主体，其城市发展也基本处于崛起阶段。

　　从空间关系上看，“丝路城市”一般具有空间区位优势，是所在区域的主要枢纽节点，能够集聚国际国内要素，并与区域内外多层次、不同等级的城市进行频繁互动。

　　从战略作用上看，“丝路城市”有对内对外的双重功能。一方面，“丝路城市”是所在国的主要发展节点和“中心地”，对于国内、区域内部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点”作用。另一方面，“丝路城市”是所在区域与外部联系和经贸互动的主要门户和枢纽，可促进区域的国际化。

　　从发展依托来看，就“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和内涵而言，“丝路城市”的发展在于关注沿线区域和城市的互联互通与产能合作，这就使得“丝路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之一在于城市间网络体系的建构，从而使这一城市群体必须具备网络属性和可持续发展特性。

　　从发展潜力上看，“丝路城市”的数量与功能有逐渐增大的趋势。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诸多枢纽性城市的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较低，其对外经贸联通互动能力也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这一群体仍有较大的成长空间。而这种成长，将随着国际投资贸易流在“一带一路”区域的落地和拓展而逐渐加速。因此，从整体规模、个体能级、连接程度等层面看，“丝路城市”的发展都体现了“动态性”的特征。

　　（3）“丝路城市”概念与世界城市体系理论的关系

　　从理论基础上看，“丝路城市”与世界城市体系之间存在共同之处。二者都与经济全球化力量在城市层面的体现密切相关。但二者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世界城市体系概念的产生，主要基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劳动分工的新发展。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阐述世界城市概念内涵的七大著名论断和假说便立足于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2]因此，世界城市体系的理论建构更多依托以跨国公司生产体系全球布局为核心的新国际分工体系。而“丝路城市”概念的关注焦点，不仅在于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还进一步扩展到国际要素与城市所在区域之间的结合与互动。

　　从城市数量来看，“丝路城市”包含沿线国家和区域中不同等级的世界城市，但其所包含的城市并不限于被纳入传统世界城市等级体系或世界城市网络的城市。对于所在国起到要素枢纽作用及国际商贸功能，以及具备上述作用与功能发展潜力的城市，都应被视为“丝路城市”。从这一角度上看，“丝路城市”概念的提出，本身也是对世界城市体系理论的修正和补充。这种新认识，可从“一带一路”相关区域内城市数量与世界城市数量之间的差异性得以管窥。以南亚为例，2014年，这一地区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有32个，而根据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aWC）团队的研究，2014年该地区仅有12个城市入选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事实上，在“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下，当前及未来能够发挥区域要素枢纽和配置作用的南亚城市远远超过12个。这种数量上的差异，体现了“丝路城市”与相关区域世界城市之间的关系，即“丝路城市”包含所在区域的世界城市，但其总体数量大于后者。

　　二. “丝路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世界城市网络新板块

　　对“丝路城市”的认识，不仅应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角度出发，更应从这一群体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出发。传统全球化理论的出发点是基于西方（传统认知的“北方”世界）中心史观。长期以来，国际城市的发展面向的基础在于同“北方”世界的全面衔接。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其蕴含的新地缘经济发展方向主要关注对“南方”世界的全面辐射，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而从城市化的发展程度上看，欧亚大陆腹地的“南方”区域的城市网络尚不完善，其全球化的融入程度仍然有限，需要大力开辟新的发展空间。连接亚非欧及大洋的“一带一路”倡议恰恰是要使这块新的地缘战略拓展空间可以联通，其影响力将在未来数十年间逐渐释放。

　　居于国际城市学界主流地位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3]就是循着各个世界城市辐射力的范围和强度予以划分。世界城市的崛起、成长集中表现在辐射范围的扩展方面，并由此划分出“世界中心地带-半边缘地带-边缘地带”，或是“全球-洲际-区域-国际”的等级。顶级世界城市（也称为“全球城市”[4]）的竞争就是聚焦在全球尺度的辐射力和对于“世界中心地带”（或是世界经济重心迁移）的控制力方面。而随着全球化深化和人类发展目标的不断拓展，新的世界城市发展方向，理应增加促进包容性发展，推动所谓“边缘地带”的发展区域“去边缘化”，并融入全球化的发展等内容。这也正是促进位于所谓“边缘区域”的“丝路城市”的崛起和发展，以及为世界城市网络的演进和升级所起的积极意义。

　　（二）沿线国家主要增长极

　　从“丝路城市”的地方性功能（Local Function）看，这一城市群体对于所在国主要起到“增长极”的支撑作用。相关城市是所在国的经济发展“高地”，具有对内外部要素进行配置的功能。同时，这些城市的发展需求和潜力，也为周边区域以及所在国的发展，提供发展所需的贸易、创新、就业、人才发展的动力和增量空间。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状况而言，城市无疑是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同时，城市化本身也为沿线国家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和需求。“丝路城市”因其自身的门户地位和通商功能，一方面能够为所在国的发展集聚所需的外部要素和资源，另一方面也能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提升所在国的整体城市化水平。

　　（三）地缘经济新发展区域

　　从地缘经济角度看，“丝路城市”的发展，是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影响下传统“两洋”（太平洋-大西洋）沿岸发展板块的重要补充。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使得临近太平洋、大西洋的沿海区域板块得到快速发展。世界城市网络的布局范围和发达区域，也主要是在全球贸易-投资流向的“美-欧-日”大三角区域。但全球性经济发展的力量始终对各个大陆的“腹地”（hinterland）影响有限。近期快速推进的TPP、TTIP投资贸易新规则，将进一步提升“两洋”沿岸板块的发展层次和规模。

　　而随着中国及诸多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经济要素流动也开始悄然出现新的变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无疑将有助于沿线区域成为新的国际投资和经济要素流动方向。在这一背景下，“丝路城市”的发展，有助于在欧亚大陆这一“世界岛”的核心区形成新的发展网络，提供新的发展板块，以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由海到陆”的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