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构造四大关键词重新定义中国转型期外交

　　“外交学人”栏目近日起刊出一组王逸舟教授的文章，这些文章节选自王逸舟最新著作《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一书。该书是“创造性介入”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另两部是《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其中心论点是：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需要国内合适的氛围与条件，那就是与全球进步时代相适应、相一致的深刻社会转型，需要外交体制机制自身的反省与改进。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

　　分析了“现代社会”范畴之后，再来看看中国社会的现实构造，这是转型期外交的社会基础。

　　1. 超大社会

　　中国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其超大的规模和差距悬殊的内部发展水平。它有很多值得讨论之处，这里仅就对外关系角度谈几点。

　　中国大多数省份都相当于国外中等国家的规模。中国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不亚于外部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别。加上国内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西部边远区域、与国外冲突热点相邻这一事实，经济巨大差别的存在使得中央政府的治理努力异常艰难。

　　外人更多看到中国成长迅猛、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看到“北上广深”等城市日新月异的风貌，却很少了解中国国内“三个世界”的现状，很少懂得这种差距对于执政者的压力。

　　超大社会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不是均质、无缝的界面，而是阶梯式推进、速度质量不等的复式图景。它对于国家外交和战略设计，有着非常复杂、一言难尽的影响。

　　看清历史的走势，懂得不同时代的符号，制订政策时趋利避害、让各方满意，在一个人口总量比美国大四倍多、比俄罗斯大近十倍、比通常的中等强国大二十倍的国家，真是不简单!

　　放长眼量看历史，对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在中国这样的超大社会，要有耐心、有智慧，有前进的勇气。

　　2. 红色社会

　　与印度、巴西等非西方大国不同，中国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用人们熟悉的说法，是一个“红色国家”。然而，在我看来，今天的“红”与昔日的“红”又有区别，它是“中”(中国历史文化)、“西”(西方近代影响)、“马”(马克思列宁主义)三种色调的融合。

　　众所周知，在中国，党的方针是外交决策的依据。“四项基本原则”，是制约中国社会的大前提，也是中国外交的指针。

　　传统政治话语里混杂看似矛盾的许多说法，譬如说除经济、贸易、技术的需要不得不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协调合作之外，还应支持广大发展中世界抗击美国和西方霸权。

　　就程序讲，外交政策运作的机构，主要有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简称“中央外办”)和外交部。中央外办直接隶属最高领导层，并非外交部的上级，但它在中南海最高领导身边办公的事实，使其具有“上传下达”的特殊地位。

　　党中央外办与外交部之间，加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要负责党际交往)和中宣部(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和对外宣传的大口径)，存在着一般人不易搞清的复杂关系。这种红色印记随处可见，提示着中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独特性质。

　　不过，中国社会今日的“红色”，又不是毛泽东时代那种“红”，而是融合了国史“金黄”及西方“蓝色”的复合色彩。

　　首先，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共产党，也有别于今日朝鲜的劳动党。继续执掌政治大舵的同时，中共降低了意识形态的调门和重要性，强调“问题解决”和“实践本位”，与时俱进地改变自身面貌——从早期的“革命先锋队”，演化成后来的“三个代表”，再发展到今天“中国梦”的倡导者。

　　其次，中国社会及其外交同时继承了自身古老历史的某些基因。思想领域的诸子百家、器物层面的四大发明、精细的农耕方式、独特的兵书和医学及天文理论等，为今人所称道和自豪。深厚的历史文明血脉造就了深植的大国心理。仅就外交讲，它带来了两重结果：让中国人为伟大祖国自豪、愿意看到它的独特性，也可能使产生自大情绪、对外界的批评不敏感。

　　不管怎么说，中国本土的东西，对于引进的马列主义，有吸收有利用、也有改造和扬弃。与原来的马列学说对照，当下的中国版本，少了一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犀利、多了一分对传统中庸之道的诠释。

　　再次，现代西方文明的落地生根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从近代攻陷长城，到民国的长驱直入，直至改革开放之后的吸收消化，西方的各种思潮接踵而至，成为中国社会的某种“新常态”。其中既有不合中国国情的低档货甚至垃圾，也有建构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要件。

　　今天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人那里，西方文化大有市场(如美剧和日韩消费模式);在中国学界，美式话语占据了有利位置;在中国政府体制和法规里有大量借鉴欧美的成分;在外交实践中，西方缔造的联合国体系、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在全球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功能;“自由”、“民主”、“人权”、“反恐”、“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最早由西方思想家或政府提出的命题，占据了国际首要议程并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的认可。

　　对于“西方”，一般中国人有着又爱又恨的心理。这里特别须提到近代史留下的阴影。在中国人记忆里，1840年起始的百年，是中华民族不堪回首的一段。在中国人脑海中留下耻辱难忘的印记。

　　学了近代史，就不难理解中国革命的起因和早期中国外交的特点。对于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来说，首要任务便是一扫旧时代留下的耻辱。独立自主观念在中国外交占有的位置是如此重要，中国百姓对于西方国家干涉方式是如此深恶痛绝，非一般大国所能比。

　　每当中外关系发生摩擦时，总有人说“八国联军又来了”，不大会思考中国自身原因或互动时的复杂情况。民族主义的起落当然不全取决于外交，但它将伴随中外关系的整个过程。在今天的中国，“受害者心结”和“弱国心态”，有所缓解但并未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