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中国版的亚洲再平衡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中国学者中开始出现东亚“二元结构”的说法，[1]西方也有学者开始讲述“两个亚洲的故事”，认为中国因为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而成为经济亚洲的主导力量。[2]实际上，如果说中国对亚洲经济有了一定的影响力，那主要也是在东亚，而且这种影响力的上升还引起了美国的注意。[3]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目标就是要维护其在东亚的利益，换句话说，美国要通过这个战略维护东亚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从属于美国这个权力中心的局面，这对亚洲一体化显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亚洲需要自己的再平衡战略来推动亚洲的一体化，增进地区人民的福祉。亚洲的事当然只能靠亚洲自己来做。作为亚洲的经济大国，中国如果要成为亚洲真正的经济主导力量，就必须从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做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看作是真正的亚洲再平衡战略。

　　一 亚洲一体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代以来，亚洲各国先是在殖民分割中被迫建立起与各自宗主国的联系，紧接着在二战后又被发达国家的市场所吸引，融入以西方为主的地区生产网络。[4]亚洲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能源基地、制造业基地，但它们之间的横向联系，特别是东亚与南亚、西亚、中亚的经济联系却大大落后于经济全球化步伐。亚洲经济这种被分割的局面，历史地看是因为丝绸之路所联系的几个文明的衰落，近代来看则是因为工业革命后亚洲大陆没有出现强有力的经济中心。

　　1. “飞地”式的亚洲一体化

　　早期丝绸之路的开发使亚洲很早就走上了一体化进程。但诸如澜沧江、怒江等水域，以及中国西南部的高原、亚洲腹地的沙漠等天然障碍的阻隔造成亚洲各国在地缘上的分离。亚洲内部的一体化因此进展缓慢。近代以来，亚洲很多国家都被西方征服而成为殖民地，不同殖民者对自己的殖民地内部做过一定程度的整合，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推动亚洲的一体化，而是加重了不同殖民地之间的隔阂。在经历了冷战意识形态分割后，亚洲终于从后冷战时期开始进入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正常轨道。[5]

　　这是一个亚洲各经济体依靠自身的资源禀赋，从参与多边安排起步，逐步融入全球和地区生产网络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依靠人力资源优势的出口导向型亚洲经济体逐步发展成为制造业基地，而那些依靠能源出口实现富裕的亚洲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的能源基地。当多边进程停滞、区域化成为潮流时，[6]亚洲国家开始顺承各自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展开横向的一体化。于是，东盟自1992年开始建设东盟自由贸易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于2002年开始建设共同市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于2004年提出建设南亚自由贸易区，2012年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启动谈判。但这些自贸区要么相对封闭，以推动次区域一体化为目标，要么选择向亚洲以外发展，例如东盟自贸区通过向东北亚扩展显示了开放性，但最终走向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却是向太平洋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亚洲的区域性安排因为外部市场或投资的吸引，都以联系外部发达国家为导向，因此这些区域性一体化努力对亚洲一体化来说都显示出很强的“飞地”效应，没有形成横向联合并推动亚洲内部一体化，[7]相反在逐步强化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关系中，加重了亚洲经济的离散性。

　　2. 亚洲区域合作“飞地”化的原因

　　亚洲区域合作出现的“飞地”化现象，首先反映的是二战以来形成的世界经济结构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冷战时期，世界经济形成了美苏两大集团对抗的局面，亚洲国家分属这两个阵营，在经济上自然也就与这两个阵营的中心——美国和苏联，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冷战结束后，苏联作为国际政治权力的一极消失了，但它在经济上仍对中亚国家施加着影响。[8]东亚很多经济体则在参与亚太地区产业分工过程中深化了与美国的联系。因此区域一体化的抱负不是整合亚洲，而是提升与外部经济的联系能力。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美国及西欧作为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经济核心，在后冷战时期通过多边安排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能力虽然大大降低，但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依然很强。

　　外部力量的影响造成亚洲区域合作“飞地”化，也反映出另一个事实，即亚洲没有形成足够的内部凝聚力，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没能成为亚洲区域一体化的主导力量。对于日本来说，虽说“国内的资源匮乏成就了日本的远大抱负”，[9]但日本的努力也只是背靠美国整合东亚。因此以日本为首的“雁行模式”把东亚经济体先后变成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基地，加深了东亚一体化的“飞地”色彩。而同样作为亚洲大国的中国，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GDP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但按人均GDP计算中国还远不是个富国。中国只是“世界工厂”而不是“世界市场”的事实或许使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影响亚洲一体化，但中国更缺少的可能是大国责任的担当和对亚洲一体化局势的判断。中国的自贸区战略长期以来是以市场和投资为导向的，希望通过服务经济增长为中国崛起做贡献。然而现实中，中国如果不能发挥大国作用，通过推动亚洲一体化带动集体繁荣而争取亚洲认同，中国的崛起是没有稳定根基的。此外，中国在区域合作中过分看重东北亚合作的进展，特别是中日合作上的突破。确实，以东北亚合作为基础推动亚洲一体化是最优的，但政治因素使这种路径实现的可能微乎其微。而在长期执迷于东亚之后回望亚洲的“一带一路”战略，虽为次优，但可能成为中国从自身努力开始打破亚洲“飞地”性一体化局面的起点。

　　二 “一带一路”与亚洲再平衡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可以利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印度尼西亚时表示，中国愿与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此后，这两个倡议被并称为“一带一路”。在经过初步的阐释和目标描绘后，“一带一路”引起了很多关注，其中沿途40多个国家对这一倡议的支持，显示了亚洲国家对中国贡献的期待。

　　1. “一带一路”是中国版亚洲再平衡战略

　　对于“一带一路”这个被认为是“我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发展新格局，践行合作共赢理念的大战略”，[10]中国政府并没有做出非常清晰的阐释。[11]因此自倡议提出后，各界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了视角各异的解释。对于关注中国崛起与周边关系的学者来说，有的把“一带一路”看作中国经略周边战略的主动步骤，[12]有的把“一带一路”当成应对复杂的周边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格局的被动对策。[13]而对于那些关注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学者来说，“一带一路”代表着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性调整或方向性变化，[14]中国应通过“一带一路”落实一种基于中国国家定位的经济外交新战略，即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框架下接受美国领导者地位的同时，寻求改革现行国际体系。[15]与呼吁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财富向权力转移的一项经济外交手段相比，[16]这种建议显得更为自省。纵观前述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阐释，我们会发现他们都把中国与其他各方（周边国家或者现行国际秩序）摆在相互对立的位置上，是一种“我”与“他”对抗的思维范式，而不是设计“一带一路”首先应该遵循的在合作中共赢的思维范式。其实，从习近平主席提出两个倡议时的表述看，合作才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词。

　　当然，“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不会仅仅是利他主义的“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区域和谐和文化融合”，[17]虽然会有从中国崛起这一诉求衍生出来的诸如构筑和平崛起的战略依托带这样的考虑，[18]甚至也包括“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建立新的区域治理机制与体系做谋划”[19]这样的区域性抱负。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只有积极推动亚洲一体化，在合作进程中建设共同繁荣的亚洲，“一带一路”才能真正重塑亚洲政治经济格局。[20]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一带一路”是建立在时代发展需要基础上的中国版亚洲再平衡战略。虽然这一战略是基于中国的单边倡议，却不是自利的，它包括三个层次的需求：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需要；推进亚洲区域合作的需要；以及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需要。[21]这使“一带一路”与美国提出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明显不同。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平衡中国，以维护美国利益。[22]从本质上说，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要维护东亚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从属于美国这一冷战后形成的地区秩序，是维护不平衡秩序的战略。美国推动建设的TPP虽然也寻求贡献于世界经济发展，但把掌握“下一代贸易规则”的制定权作为重要目标。[23]与美国这种制衡性的、基于秩序考虑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不同，中国版的亚洲再平衡，最直接的追求目标是提升亚洲内部的一体化水平，实现亚洲经济的均衡增长，是从合作出发的，是基于亚洲经济发展考虑的战略。当然，如果“一带一路”战略能够成功地改变亚洲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局面、塑造一个一体化的亚洲，同样将对亚太地区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2. 亚洲经济需要再平衡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经济重心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逐步从西向东移动，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亚洲内陆的联系也转向通过海洋丝绸之路与南亚、西亚的联系。近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这也是整个亚洲的问题，冷战期间及冷战后，东亚国家先后走上了快速成长的道路，创造了东亚奇迹，[24]但中南半岛、南亚及内陆亚洲的发展步伐却明显缓慢，造成东西发展的日益不均衡。均衡增长、包容性增长等概念是过去十多年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所关注的正是区域内部发展严重不均衡这个现实。经济发展不均衡正是亚洲面临的严峻挑战，而且亚洲的这个问题还表现出多层次性。

　　第一，亚洲国家内部发展差距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这个方面的问题非常突出。几十年改革开放虽然使中国总体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但内部发展差距的积累也同样惊人。一是东西部发展的不均衡，表现在西部发展严重落后于东部。[25]表现在人均GDP上，2014年，最高的天津是甘肃的4倍（见表1-1）；二是对外关系的不均衡，东部与外部世界联系更密切，西部则相对隔绝。

　　表1-1 2014年中国部分省市人均GDP

　　第二，次区域内部各国之间发展差距巨大。无论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还是西亚，都存在内部国与国发展差距悬殊的例子。以开展内部合作接近50年的东南亚为例，虽然长期把消除内部发展差距作为目标，但如以人均GDP的绝对值来衡量，东南亚内部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见表1-2）。

　　表1-2 2009～2013年东盟成员人均GDP变化

　　第三，各次区域之间发展也很不均衡，区域一体化水平也不相同。总体来看，东亚地区从战后初期就在日本的带动下形成了有效的生产网络，创造了“东亚奇迹”。而南亚地区尽管近年来印度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仍然偏低。此外，受战乱和恐怖主义的影响，西亚一些国家的经济遭到很大破坏，面临很大困难。

　　亚洲经济发展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是低水平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亚洲“飞地”式区域一体化的结果，这反过来也会影响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从亚洲的未来和亚洲人民的福祉角度看，亚洲经济需要再平衡。“一带一路”这一战略性倡议之所以受到各方关注，关键在于它所指向的正是亚洲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

　　总的来说，尽管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人们对“一带一路”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读，但在深层次里，中国希望借助“一带一路”为亚洲腾飞插上两只有力的翅膀，带动整个地区实现梦想。这是一种建立在相互依赖基础上的共赢理念。因为崛起不仅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实力，同时也使中国与周边、与亚洲、与世界的相互依赖大大提升。一方面，当“世界工厂”把中国制造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中国让世界感受到了它的存在，但在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升级面临严峻挑战[26]等事实面前，这也加强了中国对外部的依赖和对振兴亚洲经济的需要。另一方面，虽然进入“新常态”，但中国经济仍维持较高增速，至少对亚洲来说这是一个积极因素。毕竟，未来5年10万亿美元的进口预期，对很多仍依靠出口导向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把“一带一路”称为中国版的亚洲再平衡，突出的正是中国推动亚洲一体化的构想与抱负。中国版的亚洲再平衡不是完全利他的，但也不带有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进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