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推行的经济基础

　　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大战略，“一带一路”塑造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增长的经济体系，以此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和周边国家的繁荣与稳定创造必备的物质基础。当然，二者的不同之处是两个增长体系因实施的产业基础不同、条件不同，因而需要不同的顶层设计和配备不同的政策。

　　（一）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传统的经济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部环境为中国长期、稳定、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一方面，外部环境有效地解决了中国经济增长中面临的要素供给短缺问题。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贫瘠的国家。在进入高增长阶段之后，资源的供求矛盾更加突出，如果没有外部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支持，也就是说中国没有从外部获得大量资源，很难想象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能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态势。1993～2013年的20年间，中国从世界进口的原油、铁矿石等工业用原料累计总量分别为26.6亿吨、58.7亿吨，同时期中国自己生产的石油和铁矿石分别为36.8亿吨和65.7亿吨，中国经济增长需要的2/5左右的原油和近一半的铁矿石是从外部获得的。再有，1993～2013年中国获得的外资累计为1.36万亿美元，特别是在1993~2003年外资

　　约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1．7%,2003年之后有所下降,2004~2013年这

　　一比重约为2．7%。

　　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也补充了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市场需求不足问题。1993~2013年,中国对世界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17．2%,出口额占GDP的比例从1993年的15%上升到2013年的24．1%,最高点是2006年的35．7%,20年所形成的贸易顺差累计为2．1万亿美元。以上表明,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在增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

　　稳定的地区环境同样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做出了贡献,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战略机遇期的部分内涵。

　　可以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外部支持中国经济增长构成了中国与外部的经济关系的主要特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上述关系也随之发生转型,中国与外部之间的关系正在向包括资金、技术、市场、政策等多领域在内的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的方向转变。这一点已体现在中国领导人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意志里。以中国—东盟的关系为例,在2013年10月举办的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上,中国重申,“一个团结、繁荣、充满活力的东盟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而东盟则强调,“中国的发展对本地区是重要机遇,东盟支持中国和平发展”。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新型经济关系

　　目前,中国与外部的经济关系正处于转型的新阶段。当前推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正是中国与外部的经济关系调整的自然延伸,意味着中国正在努力将自身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向相互支持的发展方向上调整。这种转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动力。

　　一是中国经济本身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关系的转型提供了主导力量。目前中国已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即增长速度将从过去的10%左右下降到7%左右。上述变化提示我们,一方面,虽然中国仍需要外部市场需求的支持,但这种需求的态势呈减弱趋势,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结,仍然需要外部的支持,但是对外部的需求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强烈。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也在提升中国对周边国家经济增长的支持。例如,中国消费品进口占亚太地区全部消费品进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1．5%上升到2012年的5．3%,可以预计中国消费市场的扩张对地区经济增长将起巨大的拉动作用。同样,中国对外投资的水平也在迅速提升,从2000年的几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901．7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5257亿美元,中国正在成为外部尤其是周边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过去,在多种外交场合,包括一些国际合作组织中,尽管中国愿意对外部尤其是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予以支持,但是限于自身的经济实力,这种支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愿而在具体的行动上则常常力不从心,难有大动作。今天,中国对周边经济增长的支持已经发生了从意愿到行动的转变,例如中国推出500亿美元用于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目前,中国在尽力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政策计划,包括中国与多个国家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的升级、中国人民币清算中心的建立、提供对外援助计划,等等。

　　二是现有的地区产业分工体系正在发生改变,从而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新型经济关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过去,东亚地区生产网络是以日本为核心建立的,如今这一网络正在朝扁平化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如韩国和中国技术实力的提升正在打破以日本为核心的地区生产网络,使得地区产业分工等级正在朝减少的趋势发展。目前,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和美国的不相上下,两者分别占世界制造业总规模的20%左右。按目前的发展态势,随着中国不断向外投资和将部分产业向外转移,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地区产业分工的核心角色。

　　三是周边经济体同样正处于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时期,这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新型经济关系的确立创造了条件。目前,周边国家或地区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有的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迈进,有的在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迈进,有的在从工业化的中高级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经济处于快速增长与结构转换的巨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国家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如资金短缺、基础设施短缺、技术短缺、部分制度或政策短缺等。为解决上述问题,周边国家正在通过合作以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我国可利用这一良好时机促进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周边国家也将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机遇。

　　（三）“一带一路”战略的可实施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与外部的经济关系正处于正向的调整时期,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可合作性,即在能够促进中国和外部共同增长的领域里加强合作;二是可增长性,即中国和外部之间的经济关系有利于促进双方的经济增长;三是可持续性,即中国和外部的经济关系在未来较长时期内能够为彼此提供持续不断的增长动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即“一带”战略所要谋求的是打破传统的产业分工模式,即资源输出输入与制成品输入输出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建立起现代的、综合的、可持续增长的分工关系。从传统来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产业分工关系主要是资源与制成品的互换,即中国对中亚国家输出制成品,中亚国家对中国输出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这一传统格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是中国同中亚国家产业分工关系的主导模式,不过,未来双方需要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将中国中西部地区打造成新一代的“硅谷”。

　　首先,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中亚国家已经具备向新型经济关系迈进的条件。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中亚国家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初步具备了向下一个发展阶段转型的客观条件。从主观意愿上看,部分中亚国家并不满足于现有的产业分工模式,已经提出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是以推进本国工业化进程、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为新的增长点。中国西部省区也有类似的发展要求,它们不愿意长期成为东部地区的资源输出基地,而是要建立自己的高附加价值工业体系。简言之,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中亚国家均处于谋求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这种内在的要求有助于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中亚国家加强经济联系,从双方经济发展中获得益处。

　　其次,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中亚国家发展的背后有中国东部地区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持。过去,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一直享有西部地区的资源优惠条件,因而能够实现快速发展。如今,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中亚国家同样需要发展之后的中国东部地区的支持。事实上,中国东部地区也已经具备一定的条件“援助”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中亚国家,如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它们的发展要求,支持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中亚国家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

　　再次,中亚国家具有独特的“政治”条件。俄罗斯作为中亚5国的重要邻国,在经济上难以提供支持它们经济增长的足够动力,而在安全上依靠俄罗斯、在经济上依靠中国的格局使得中亚5国有足够的经济发展空间。另外,其他国家也已经为中亚国家提供了基础设施、产业合作、金融等方面的支持或援助,未来的关键是如何将现有的条件整合到“一路”战略中。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路”战略所要建立的新的增长体系则是对东亚传统的产业分工体系的改造和创新,能够提升中国与东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周边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仍然沿袭传统的东亚产业转移模式,但是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周边国家需要中国以新思维、新产业进行重新架构,以有助于中国和周边国家产业共同升级、可持续发展。

　　第一,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周边国家产业分工关系早已形成,具备共同调整和升级产业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和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在发展经济的主观意愿方面具有一致性。

　　第二,其他资源条件,如金融、基础设施等正在成为产业升级的背后推动力量。在金融、基础设施、制度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过多年的交往已经实现了高度融合。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新时期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打造中国—东盟的升级版等举措正在为中国—东盟产业升级创造制度条件。同时,人民币在新加坡的成功交易有力地推动了金融领域的融合,为产业升级创造了资金条件。目前拟议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在为亚洲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解除产业升级的瓶颈创造环境条件。

　　第三,可资利用的非“一路”沿线国家的内在价值。尽管日本、韩国不是“一路”上的沿线国家,但是它们与“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天然的合作关系,不可能因“一路”战略的实施而被切断,从某种程度上说,非“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在构建与“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上存在某种竞争关系,未来中国应加强与第三方的合作,尽可能将竞争转化为合力,共同促进“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比如,日本和韩国在东亚地区所具有的资金技术优势是突出的,同时它们的技术水平仍在引领亚洲产业的发展,如何将日本和韩国的资金技术优势整合到“一路”战略中需要我们改变传统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