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角度分析了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认为中国在未来将面临更多的技术民族主义和关税壁垒的挑战，制度型开放是中国在未来适应全球化新形势的重要手段，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展开
本书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角度分析了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认为中国在未来将面临更多的技术民族主义和关税壁垒的挑战，制度型开放是中国在未来适应全球化新形势的重要手段，上海自贸区新片区的开发正是中国开创制度创新、落实试验性政策的重要抓手，可以发挥新实体经济发展引领和促进产业安全的新角色，促进“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
同时，本书分别从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家精神维度分析上海可以扮演的角色和可能的政策实践创新。报告认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对引领“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目前，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正进入方案细化、分工体系优化和绩效强化的阶段，将成为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的动力源。此外，报告还从市场行为主体角度，分析企业家精神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机制，认为上海应发掘其城市精神中的企业家精神内涵，树立榜样，形成价值共振，将利益与理念结合。
本书选取了东盟、非洲和中东欧等三个有代表性的地理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三个不同区域正对应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不同发展合作阶段。东盟是体现“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合作的重要样板。东盟是与上海经贸往来最为密切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并且上海与东盟的交往正从单纯要素往来向制度化合作方向发展。非洲是“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效应与发展红利外溢的重要体现。本书将上海与非洲“一带一路”合作放置于联合国2030年发展目标和非洲地区工业化的背景下讨论，提出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是助力非洲工业化的重要催化剂。中东欧地区是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潜力地区。本书提出，虽然上海与此地区的经贸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但中东欧在科创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潜力与投资空间，将有利于此地区成为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新热点。
本书还从国家发展阶段属性角度，分别分析上海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合作状况。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综合平衡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发展方向。高质量发展时代，上海需要通过深层次制度开放改革，推动高端生产要素流入。发达经济体是重要的国际伙伴，是推动开放型经济建设和实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载体。
2020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七个年头，同时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上海基本建成“四大中心”之年。上海该如何突围、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优化布局和提升其可持续发展潜力，该如何创新“一带一路”研究等。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关乎上海的发展，更关乎“一带一路”倡议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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