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倡议——以中国智慧破解“文明冲突”迷思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发布时间：2023-08-23

　　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所蕴藏的核心特征。环境、习俗与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萌生其间的文明呈现出极为丰富的色彩。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阐述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承认差异、兼容并包”充分反映了中华文明宽厚开放的底色。然而自工业革命伊始，强调二元对立的狭隘文明观随着西方世界整体实力的极速飙升而大行其道。“文明的责任”一度成为了装点以征服和奴役为本质的殖民主义的华丽外衣。尽管殖民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然而在西方话语叙事中以“高等文明”自居的历史印记却从未消失。当前，部分西方国家大搞意识形态对立、重提“文明冲突论”的做法，已经在观念层面上对维护稳定的国际秩序和构建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形成了威胁。值此百年变局向纵深演进的关键时刻，全球文明倡议为破解“文明冲突”迷思、推动人类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贡献了宝贵的中国智慧。

　　“文明冲突”迷思与被扭曲的“现代化”道路

　　就形式逻辑而言，不同文明间的互动存在多种可能性。然而，对理解当代文明关系影响至深的“文明冲突论”武断地排除了不同文明间共存互鉴的选项，片面突出了文明的异质性与对抗性。亨廷顿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存在难以消弭的“断层线”，冷战后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是文明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事实上，文明的根本价值在于使人脱离丛林法则的桎梏，在于使人获得普遍安全与作为“人”的尊严。文明不是冲突的原因，假文明之名而行争权夺利之实恰恰与文明的要求背道而驰。国际关系的现实表明，将文明差异同冲突甚至战争相捆绑的逻辑漏洞百出。认真审视“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在全球推进的反恐战争，以及当前美国对华战略调整过程中的话语叙事就不难发现，“文明冲突”不过是对美国霸权护持行径和地缘战略意图的矫饰而已。

　　在西方话语理论体系中与“文明冲突论”相关联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文明标准”。按照英国学派的解释，“文明标准”是指19世纪由西方国家制定并主导的，用以规范与非西方国家关系的一系列条件与规则。西方将自身价值观植入上述国际规范之中，并赋予其“普世价值”的地位；而非西方国家则只能通过使自身符合“文明标准”的要求，获得被接纳进入国际社会的资格，从而走上“现代化道路”。在殖民扩张的时代，“文明标准”是西方世界所奉行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块“遮羞布”。很明显，“文明标准”将非西方世界预设为野蛮和落后，将“西方化”等同为“现代化”，进而支撑起了西方对外干涉与扩张的话语和理论体系。时至今日，在西方世界中以“文明高地”自居的仍大有人在，这不仅反映出部分人士处心积虑地承袭历史糟粕，在对待非西方文明时处处表现想象中的优越感，更成为了威胁当代国际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思想渊源。

　　文明交流互鉴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卡赞斯坦认为，“文明以复数形式存在，它们彼此共存。”推动多样化文明和谐共生与交流互鉴是世界各国人民心意所指、众望所归。“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千百年来，文明之间的交流碰撞，融合发展的例子不胜枚举。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就明确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欧洲文明在一次次与外部文明的相遇碰撞中生长出新的脉络；中华文明也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动中不断迸发新的活力。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桥梁和见证，明清时期“西学东渐”则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另一种体现。上述历史的脉动记录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碰撞、互学互鉴的动人图景，交流互鉴为文明进步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文明冲突论”的论述逻辑在脱离学理讨论进入政策话语领域后，更有意识地夸大了不同文明间的敌意与对抗。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前主任斯金纳一度因将中美竞争界定为“文明较量”而招致大量批评。显然，突破零和博弈思维、尊重文明多样性、包容不同文明的差异是维护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当务之急。事实上，通过文明的交流互鉴完全可以增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减少彼此的不信任感。近年来，通过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对外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一个更加生动、立体、真实的中国形象已然形成。兜售“中国威胁论”既不符合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也与人民的真实认知相去甚远，因此不得不面对丧失拥趸的尴尬境地。

　　文明多样性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文明源于实践，不同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也是新的文明形态产生的过程。“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交流互鉴为要义，充分展现了破解“文明冲突”迷思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历程，正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定位，对深刻理解全球文明倡议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摆脱了“西方化是现代化唯一模式”的思维定势。几百年来，在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普遍认知当中，现代化几乎等同于西方化。这是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经验大多来自西方，而“西方化”也因此被塑造成“现代化”的专属代名词。然而在西方驱动的“现代化”进程中，侵略、奴役和压迫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梦魇般如影随形，而盲目推崇、复制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一些国家也因“药不对症”而遭受反噬。事实证明，现代化道路是高度依赖于具体情境的，是必须根据自身国情而作出的审慎选择。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中华文明为本、兼容并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平与包容的价值理念。“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在承认“不同”（即差异）的同时，将“和”视为首要价值。《礼记·中庸》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理念，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宽厚包容特征的生动刻画。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依据自身利益作出的理性战略选择，也源于中华文明塑造下对于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透彻认知，更体现了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不懈追求。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随着自身国家实力的增长，中国也越来越成为了全球发展中至关重要的贡献者与推动者。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与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合作文件，与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8.6%，双向投资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有力地推动了区域发展水平；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公共平台的建设为本地区经济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增量选择。在抗击新冠疫情时期，中国更是积极承担国际援助义务，向34个国家派出38支医疗专家组，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22亿剂次新冠疫苗，赢得了广泛赞誉。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兼具本土价值与世界意义的道路，充分证明了多样化的文明完全能够以和平形态实现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人民幸福和地区安全。

　　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为了破解发展难题和安全困境，中国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积极为国际社会解决当代全球难题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又一次为思考和应对相关议题增添了更为丰富的视角。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快速演进的背景下，无论是自身发展还是与其他行为体和谐共生，文明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维度。显然，通过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已经充分展现了推动文明平等、文明互鉴、文明对话与文明交流的政治意志。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一道，必将在世界文明的百花园中绽放出蓬勃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