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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以色列智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来源:《西亚非洲》2016年第4期 作者:陈广猛 发布时间:2016-08-22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国外智库(Think-tanks)的研究日益成为关注的一个热点议题。作为西方政治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机构,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对西方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事务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笔者在全面检索国内外现有智库相关文献后发现,绝大部分研究者的注意力都投向了英、美等大国的智库,而对以色列等中小国家智库研究不足。考虑到以色列在中东地缘政治中的特殊地位、阿以冲突频繁所引起的全球关注,以色列智库研究需要引起学界关注。实际上,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美国有着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智库,但从人均来说,以色列人均所拥有的智库数量比美国还要多。

  在以色列,从颇具国际声望的国家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INSS)到不太为人所知的艾什科尔中心(The Heschel Center),从以色列建国后不久成立的凡·利尔研究所(The Van Leer Institute)到2004年才挂牌的罗伊特研究所(TheReut Institute),从拥有独立研究大厦的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JCPA)到座落于巴伊兰大学内的贝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Begin-Sadat Center forStrategic Studies,BESA),从专注于犹太事务的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Jewish PeoplePolicy Planning Institute,JPPI)到关注于整个中东非洲地区的摩西·达扬中东非洲研究中心(Moshe Day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and African Studies)等等,我们可以看出该国智库发展呈现出多元化且充满活力的态势。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于2015年1月发布的《2014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以色列智库总数为56个,列所有中东地区国家智库数量的首位,其中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INSS)位列全球顶尖智库(含美国)排行榜第104位、中东地区智库影响力排行榜的第五位。

  这些形态各异、规模各不相同的独立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与新闻媒体、利益集团等共同构成了以色列内政和外交决策机制的外围系统,智库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从以色列智库的概念和属性、当代以色列智库的现状和特点、智库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展开分析。通过研究“智库”这个以色列外交决策系统中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加深对于以色列政治的认识,更好地了解中东局势。

  以色列智库的界定

  智库是一个西方化的名词,最初出现在二战期间,指美国为国防科学家和军事参谋所提供的、一种能让他们在一起讨论战略问题的安全房间或环境。后来,它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被延伸,用来描述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众多从事政策分析的组织。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智库的定义存在诸多争议,但一般都认为,从事政策研究、以影响政府政策选择为目标、独立和非营利等要素应是构成智库的基本特征。一些美国著名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兰德公司(RAND)等均是符合这些条件的典型智库。对于以色列而言,其智库标准也可根据以上标准来衡量。

  第一,就从事政策研究作为主要活动而言,以色列智库基本都能做到,这一点使其与不从事政策研究的利益集团,如以色列总工会(Histadrut)和以色列民权协会(ACRI)等组织区别开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以色列,虽然一般具有非官方特性的智库确以政策研究作为主要活动内容,但并非没有官方从事政策研究的机构,而且有些官方研究机构的实力还非常强,特别是军事情报系统的一些研究机构,如摩萨德(Mossad)研究处、军事情报部(MID)研究处等。其他的相关政府部门也有一些政策研究能力,主要是外交部的研究处等。以色列的这些官方机构虽然也从事相关的政策研究,但一般不被视为智库。

  第二,从影响政府的政策选择看,这是智库类研究机构区别于大学研究机构的重要标志。一般而言,大学的研究机构以纯学术研究为主,其研究人员多为高校教师,他们担负本科或研究生的教学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政策研究智库栖身于大学校园之中,如贝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座落于巴伊兰大学内,摩西·达扬中东非洲研究所座落于特拉维夫大学之中,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JPPI)位于希伯来大学吉瓦特拉姆(GivatRam)校区内。这些位居大学校园内的政策研究机构,常常出版专题研究报告或专著等研究成果,且以影响政府的政策选择为工作目标,因此它们仍可算是特殊的智库。

  第三,从独立性方面来看,这一点比较复杂,具体地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从资金层面看,以色列的政策研究机构很少依靠政府的拨款来运作,这对维持其独立性较有帮助。犹太人乐于慈善事业,成立了很多基金会,这些基金会成为智库获得资金的重要来源。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以色列智库的资金并非来源于国内,而更多的是来自境外的犹太团体和基金会。从思想的独立性层面看,由于以色列拥有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作为决策圈外围重要力量的以色列智库并没有为官方政策游说的义务,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一般能保持观点的独立性。

  第四,从非营利角度来说,这一点可以将智库和以营利为目标的咨询公司区别开来。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即智库)在以色列属于第三部门,而第三部门在以色列非常发达和完善。实际上,相对于国民经济的规模来说,以色列是世界上拥有最多非营利部门的国家之一,其主要活动多集中于福利、健康和教育领域。这些提供捐款资助的境外慈善机构在以色列第三部门中充当着重要角色。在以色列3 614个活跃的基金会中,只有相对少量的基金会支持改变以色列社会、促进新思想和议程。

  第五,从组织性角度来说,智库不是单个人。以色列有很多外交决策顾问,除了官方的政策咨询机构以外,以色列还有一些独立或非独立的政策咨询人士通过他们的专业研究和给政府的建议来参与决策过程。如以色列总理的顾问有很多,包括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外事顾问、一个外交顾问、一个经济顾问、一个法律顾问和一个军事秘书等,他们更像助手,负责处理总理所面临的国家日常问题,但通常缺乏进行系统政策制定和协调的能力。一般而言,总理在求助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之前,会选择辅助其工作的顾问和助手,甚至在1999年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之后,几任总理如巴拉克、沙龙和奥尔默特在处理日常问题时,仍主要依靠他们的顾问。这种私人性质的咨询活动显然不能算作智库的行为。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以色列智库的概念和属性:以色列智库是指以政策研究为基础、以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为主要目标、在资金和思想上基本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这一界定,比英、美一般智库的概念和属性在范围上更为宽泛,更符合以色列国情。由于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智库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影响,故以下所提及的智库除特别说明外均指以色列外交智库。

  以色列智库的发展现状与特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掀起新一轮民主化浪潮,智库也随之像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据最近的一项统计显示,目前全世界共有6 680多个智库,其中1 989个智库在北美,占全世界智库数量的30.05%;1 822个智库在欧洲,占27.53%;1 106个智库在亚洲,占16.71%;674个智库在中南美洲,占1018%;467个智库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占7.06%;39个智库在大洋洲,占0.59%;521个智库在西亚和北非地区,占7.87%。而在西亚和北非地区的500多个智库中,以色列拥有56个,是中东地区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些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从智库成立时间来看,由于以色列建国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所以智库的发展历史都比较短,除凡·利尔研究所和摩西·达扬中东和非洲研究中心成立于1959年之外,绝大部分的智库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立的。对于智库在以色列蓬勃发展的动因,以色列一些学者认为大致有以下两个因素:一是源于以色列的“西方政治文化”;二是以色列人较为熟悉美国的政治生活,有相当数量的以色列人曾经在美国生活或学习,许多以色列智库的创立者“或是在美国接受教育,或是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因此,这些人往往借鉴美国而建立本国的智库。当然,仅对西方政治生活熟悉并不能完全说明以色列研究机构蓬勃发展的原因。另一些以色列学者认为,以色列智库的建立还与该国政府架构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毕竟,“在中东,批评政府政策的自由是独特的以色列现象”。

  第二,从智库分布的地理区位看,以色列由于国土面积很小,其智库几乎都集中于耶路撒冷、大特拉维夫和海法三大城市。其中,位于耶路撒冷的智库包括:耶路撒冷公共事务研究所、沙洛姆中心(The Shalom Center)、凡·利尔研究所、哈里·杜鲁门和平进步研究所(Harry STruma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eace)等;位于大特拉维夫市的智库有:国家安全研究所、摩西·达扬中东非洲研究中心、贝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国际反恐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ICT)等;位于海法市的智库有:国家安全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Center)、犹太-阿拉伯研究中心(TheJewish-Arab Center,Haifa)等。此外,以色列南部贝尔谢巴市的本·古里安大学也有少量的政策研究机构,如以色列第三部门研究中心(Israel Center for the 3rd Sector Research)等。

  第三,从机构归属看,以色列智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附属于大学的政策研究机构特别多,几所著名的大学都有一些重要智库。希伯来大学有哈里·杜鲁门和平进步研究所、弗劳希米尔政策研究所(The Floersheimer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莱奥纳德·戴维斯国际关系研究所(The Leonard Davis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莫瑞斯·法尔克经济研究所(The Maurice Falk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in Israel)等,特拉维夫大学有塔米·斯坦梅茨和平研究中心(TamiSteinmetz Center for Peace Research)、切姆·赫尔佐格媒体政治和社会研究所(Chaim Herzog Institute for Media Politics and Society)、摩西·达扬中东和非洲研究中心等,海法大学有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犹太-阿拉伯研究中心,巴伊兰大学有贝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等。以色列还有一些以退休或已故国家领导人命名的智库,如佩雷斯和平研究中心(The Peres Center for Peace)、伊扎克·拉宾研究中心(The Yitzhak Rabin Center)等,这一点和美国很相似。此外,就是一些独立设置的智库如凡·利尔研究所、耶路撒冷公共事务研究所等。

  第四,从人员数量看,以色列智库的规模一般比较小,除了国家安全研究所和以色列民主研究所(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IDI)等拥有数十名左右的研究人员之外,大多数智库的工作人员数量不足十人。当然,他们可能会聘请一些兼职的研究人员。

  第五,从资金规模看,与资金雄厚的美国智库相比,以色列智库的预算支出金额要小得多。以色列规模较大的研究机构——沙洛姆中心(The Shalom Center)年度预算有1 000万美元(2012年),以色列民主研究所年度预算大约是500万美元,陶布社会政策研究中心(The Taub Center forSocial Policy Studies in Israel)的年度预算总额为100万美元,其余大多数以色列智库的年度预算都在100万美元以下。这同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美元预算额的美国智库相比,无疑要少得多。

  第六,从研究领域看,以色列智库大致可以分为内政型和外交型两大类。较为关注国内问题的智库有:以色列社会和经济进步中心(The Israel Center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莫瑞斯·弗尔克经济研究所(The Maurice Falk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陶布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等;较为关注对外政策问题的智库有: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贝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以色列地区外交政策研究所(The Israeli Institute for Regional Foreign Policies)等。由于身处周边的敌对环境,很多时候以色列的国内问题研究智库同时也涉猎国际问题研究,阿以关系、巴以冲突常常会成为智库研究议题的关注点。

  第七,从政治立场来看,作为政策研究机构的智库与官方的观点相比,观点相对要自由和灵活一些。一般来说,沙洛姆中心常被认为比较保守,罗伊特研究所、民主研究所相对温和。具体到巴以关系问题上,耶路撒冷以色列研究所(The Jerusalem Institutefor Israel Studies,JIIS)和阿瑞尔政策研究中心(TheAriel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ACPR)都以右翼立场闻名,主张以强硬立场对待巴勒斯坦问题;而哈里·杜鲁门和平进步研究所相对温和一些,主张通过谈判达成巴以和平。当然,这只是一般的印象,碰到具体情况和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尤其要注意不能把智库专家的个人观点和智库整体观点混为一谈。

  以色列智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以色列是议会民主制国家,奉行西方式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三权分立原则。它没有一部成文宪法(Codified Constitution),政府的运作都是依据议会颁布的法律、法规进行,包括一系列的“基本法”(Basic Laws)。这些基本法规定了国家统治机关如议会、政府(内阁)、司法机构的角色和权力。具体到外交权力上,以色列议会和以总理为首的内阁是这一权力的最核心内圈;非官方机构或组织包括新闻媒体、智库、利益集团、跨国公司等是这个决策圈的外围,决策圈的内层和外层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颇具特色的以色列外交决策体制。智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说来,智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是其研究成果能够被政策的制定者所采纳,成为实实在在的政府政策。具体到外交政策方面,决策者能否采纳智库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取决于研究成果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另一方面,智库影响外交政策的方式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一)以色列智库影响外交政策的方式

  第一,智库的人员在政府中任职。当今各国智库除了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进入政府的人才储备库。政府官员和智库之间存在着一种角色互换的机制,即所谓的“旋转门”效应,这一现象在美国最为普遍。作为一个单一制的议会制国家,虽然以色列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政府官员流动的不甚频繁,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尤其是政府官员退职之后进入智库的情况在以色列时有发生。国家安全研究所网罗了一大批退休的军官和政府高级官员,现任所长阿莫斯·雅德林(Amos Yadlin)就是一位退役将军,前所长奥蒂德·埃朗(Oded Eran)曾担任以色列驻欧盟大使(2002~2007年)。内塔尼亚胡的前国家安全顾问雅可夫·阿米德尔(Yaakov Amidror)在卸任后(2011~2013年在职)加入了贝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成为高级研究员。

  作为“旋转门”的反向作用,即由智库进入政府任职,在以色列并不多见。比较突出的是赫兹利亚跨学科大学(IDC)政治与战略研究所(IPS)创始人兼所长(1999~2009年)、赫兹利亚大会(The Herzliya Conference)的创办者乌兹·阿拉德(Uzi Arad),他受内塔尼亚胡总理的邀请,进入政府担任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2009~2011年)。2015年3月以色列大选之后,耶路撒冷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道尔·戈德(DoreGold)也进入政府部门,担任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通过在政府部门任职,原智库专家就有机会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或政策理念转化成具体政策,从而对决策施加直接的影响。

  第二,撰写著作或研究报告。针对当前或未来的重大国际问题出版专著、撰写专项研究报告,是智库影响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常见形式。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迅速崛起,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深刻改变着全球战略格局。这种新的国际形势对全世界犹太人有什么影响?整个犹太世界包括以色列政府应采取什么对策来处理同中国的关系,才能取得最大化的利益等问题?这引起了一些以色列智库的兴趣。为此,2002年初,耶路撒冷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沙洛姆·瓦尔德(Shalom Wald)博士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专题研究,在2004年出版了一份10万字的政策研究报告——《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该报告出版以后,在以色列以及整个犹太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使得越来越多的群体与个人开始关注中国问题。该报告2014年在中国出版,沙洛姆·瓦尔德在中文版前言中宣称:该报告的希伯来文版被送到一些以色列领导人手中,还被送达以色列议会所属的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的会场,并引起热烈的讨论。

  国家安全研究所有鉴于以中关系的重要性,请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爱伦(Aron Shai)教授就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以中关系展开了一项全面的调查。2009年9月,谢爱伦教授完成了题为《中以关系:当前的现实与未来展望》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对以色列和中国关系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分析了自1992年以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现状,并从以色列的角度提出了加强和发展未来以中关系的多条建议,引起以色列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第三,定期发行期刊。一般来说,智库大多进行政策研究,通常具有时效性强、政策建议突出等特点。因此,以色列各大智库都有自己的定期出版物。各个智库通过研究人员在刊物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或邀请外部专家发表看法,从而对社会舆论施加影响,进而影响官方的外交政策。贝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不仅出版大量的图书专著,还发行许多期刊,如《观点文件》(Perspective Papers)、《政策备忘录》(Policy Memorandum)、《新闻简报》(News Bulletin)和《中东安全和政策研究》(Mideast Security and Policy Studies)等。国家安全研究所发行的期刊更多,包括《中东军事平衡》(Middle East Military Balance,年刊)、《以色列战略调查》(Strategic Survey for Israel,年刊)、《战略评估》(StrategicAssessment,季刊)、《军事和战略事务》(Military and Strategic Affairs,一年三期)等;此外还发行电子期刊《洞察》(Insight)和《政策简报》(Policy Brief)等。

  从上述出版物的内容看,自2007年以来与中国相关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就有19篇之多,涉及的议题有:《服务于政治雄心的中国金融手段》、《中国经济走向何处:评2015年全国人大》、《中国在以色列的投资:机遇还是威胁?》”、《中国卷入中东: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内塔尼亚胡访问中国:超越伊朗寻机遇》、《以色列将会出售天然气给中国吗?》等等。自2014年初以来,国家安全研究所还专门针对中国出版一份双周版的简报《聚焦中国》(Focuson China),报道过去两周中国的新闻大事和以色列与中国相关消息,以英语和希伯来语进行编译。这是目前以色列唯一动态跟踪中国情况的出版物,对相关研究人员很有参考价值。

  第四,参与广播电视节目访谈。智库专家接受广播电视访谈节目的采访是以色列智库影响外交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与在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上撰写文章相比,在电视广播媒体中发表评论无疑是智库专家影响公共舆论最及时有效的方式。仍以国家安全研究所为例,仅2015年1月~4月期间,该研究所的专家们接受广播电视节目专访的次数就有20次之多。“军控和地区安全”项目负责人、资深研究员埃米莉·朗道(Emily B.Landau)于2015年3月29日接受了以色列之音(Voice of Israel)电台的专访,就在瑞士举行的伊朗核谈判问题发表评论。4月28日,她还就“ 2015年核不扩散峰会”专题接受一家电视频道(i24 News)专访。4月30日,该研究所的“国际恐怖主义和低烈度冲突”项目负责人、著名反恐专家约拉姆·斯韦策尔(Yoram Schweitzer)就“加沙地带哈马斯的最新动态”专题接受了英语电台(TLV1)的采访。

  贝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的专家团队也经常接受广播电视媒体的访谈,尤其是所长埃夫瑞姆·因巴(Ephaim Inber)教授更是以色列广播电视节目的常客。其他活跃的智库人物还有国际事务全球研究中心(The Global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enter,GLORIA)的前主任巴里·鲁宾(Barry Rubin)教授,他不仅经常接受以色列国家电视二台的访谈,还在《耶路撒冷邮报》上面设有专栏,同时还拥有个人的博客主页,不断就“以色列、中东和全球安全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第五,召开各类会议,讨论以色列重大外交议题。以色列智库经常举办各类论坛、研讨会、座谈会等活动,对当前的热点问题、国家所面临的挑战进行讨论和辩论。受邀参加人员大都是来自以色列政界、学术界和商界的精英人士。通过这种交流方式,智库可以及时了解到政府的政策走向,而政府官员也可从智库的研究成果中汲取养分、拓展思路。

  国家安全研究所2015年1月27日举办了“以中两国经济论坛”会议,会议由该所“中国项目”负责人奥德·依朗(OdedEran)主持,参加会议的主要人员有:时任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维尔奈(Matan Vilnai);以色列外交部副主管、亚太司司长马克·索弗(Mark Sofer);以色列议会议员、前科技部部长雅可夫·佩里(Yaacov Peri);总理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尤金·坎德尔(Eugene Kandel);前摩萨德首脑埃夫瑞姆·哈利维(Ephraim Halevy);以色列制造商协会外贸和国际关系部主席阿米兰姆·肖尔(Amiram Shor);特拉维夫大学谢爱伦(Aron Shai)教授;希伯来大学和海法大学伊扎克·希霍尔(Iitzhak Shichor)教授等等。参会者涵盖了以色列政界、学术界和商界与中以关系相关的各类精英,这种思想的直接交流和碰撞无疑会对以色列政府制定对中国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在以色列智库举办的所有会议中,最有名的会议莫过于以色列跨学科大学政策和战略研究所主办的年度性“赫兹利亚大会”,该会议由前所长乌兹·阿拉德(Uzi Arad)于2000年创办,试图模仿那些世界知名的国际政策大会如“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慕尼黑安全会议”、“三边委员会”大会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发起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新加坡)。该会议至今已举办了14届。主办方每年召集以色列国内外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精英,聚集在特拉维夫北部的赫兹利亚市,举行一系列的论坛、专题讨论会和大会,与会者就以色列和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问题进行讨论。以色列总理是该会议的常客,几乎每年都在那里发布下一年的国情咨文。另外,国际反恐研究所在每年9月召开反恐年会,在国际安全领域也有很大影响。

  第六,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基于各国智库通常所具有的“非官方”的特性,它们在对外交流时常常可以起到政府机构不能达到的效果,即所谓的“第二轨道”外交。在这方面,以色列智库有不少的实例,尤其它们与美国的亲以利益集团、智库组织等交流频繁,其中最突出的是与华盛顿近东研究所(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WINEP)的合作。很多以色列智库的研究人员都有去近东研究所访问的经历。同样,近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经常到以色列智库交流访问,以便更好地了解以色列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耶路撒冷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所长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退职后,先是加入了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团队,之后,他又进入了华盛顿近东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和领导成员。而近东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埃胡德·亚里(Ehud Yaari)也曾在以色列沙洛姆中心下属的阿伯尔森战略研究所(Abelso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担任高级研究员。

  除了与美国智库进行交流合作之外,以色列智库还与其他国家智库进行接触。近年来,随着以色列政府对中国的重视,以中智库之间的学术交流也日渐频繁。2013年11月17~21日,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阿莫斯·雅德林(Amos Yadlin)将军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与中国外交部下属的智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CIISS)进行交流。实际上,这两个研究所自1994年以来就举行了战略对话。中联部下属的智库“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也曾造访以色列,与以色列的多个著名智库进行广泛交流。

  (二)以色列智库影响外交政策的效果

  虽然有上述各种影响途径,但如何评价以色列智库的影响效果却不是一件易事。究其原因,这是因为智库提供的是“思想”,这种无形产品的特殊性很难对其进行量化评估。一些以色列智库的研究人员认为以色列智库影响力不大或者根本就是缺乏影响力,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以色列智库有较大的影响力。

  摩西·达扬中东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尤兹尔·拉比(Uzi Rabi)教授认为,影响政策制定者不是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他们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事件的背景。他认为,如果研究人员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话,就存在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而这可能会妨碍研究的客观性。摩西·达扬中心应该远离权力,研究人员所要做的是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来更好地诠释政策,而决策者对此会有认知,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国家安全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约拉姆·安伏龙(Yorum Evron),他在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进行评价时认为,他只是尽可能准确地陈述事实,至于研究成果具体会产生什么影响,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列。巴伊兰大学政治学教授、贝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埃夫瑞姆·因巴(Efraim Inbar)对于如何评价以色列智库的影响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在被问及如何评估以色列智库的影响力时,他指出:“众所周知,政府有时会向我们要额外的‘拷贝’(指研究报告等成果),我们的出版物有时也会在背地里送到政府机构手中。这是一个小国,我们有时确实提出了某些建议,但很难说有直接影响。我们只是做些事情,而政府来制定决策,这是不同的,这就是决策,而决策就是这么简单。……的确,道尔·戈德(Dore Gold)与内塔尼亚胡有联系,国家安全研究所拥有一批军事和情报部门的前首脑,这会有助于提升该研究所的影响力。但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不能过度夸大以色列智库的影响。因为来自高层的研究人员并不一定就有影响力。”

  赫兹利亚国际反恐研究所所长博阿兹·加诺(Boaz Ganor)对以色列智库的影响评价持比较积极的态度。他认为智库与单纯的学术研究机构不同。单纯的学术研究机构通常会开展一些学术活动,进行学术课题研究,举办学术会议等。而智库的活动则要广泛得多,它是一个把不同的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知识,以及不同的工具汇集在一起,来质疑或者挖掘某个实际的主题或政策,并进行分析,从而有所产出。这种产出可以是任何形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只要它能够打开思维的盒子,对于公众、政策制定者、专业人士或学者来说,就是一项有益的工作,所以智库的主要功能是交流思想。他认为国际反恐研究所有很大影响力,尤其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比在以色列本国都大,其年度性的“国际反恐大会”(The ICT Conference)在国际反恐领域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另一位对以色列智库影响力评估持积极态度的是前赫兹利亚全球事务研究中心(GLORIA)主任巴里·鲁宾(BarryRubin)教授,他认为以色列智库有两大功能:一是让公众知情,包括用专业知识引导舆论、报纸或其他媒体;二是做政府没有时间做的工作。他同时认为与美国智库的政策环境相比,以色列智库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机构规模相对较小,因而要求必须优秀,不能产出垃圾产品;二是由于国家较小,以色列智库比美国智库更容易接近高层决策者。在被问及以色列智库是否有影响力时,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他认为许多以色列智库其实比美国和欧洲的智库还要优秀。

  在笔者看来,对于以色列智库影响力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大致可从三方面来认识:首先,作为一个人口仅800万左右的“小国”,以色列存在着大量智库是个事实,这构成了以色列智库影响力的基础。其次,智库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影响具有“选择性”,即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具有影响力。一般来说,在长期的、战略性的问题上,智库更容易发挥影响力,而在短期的、战术性问题上,智库发挥影响力的机会要小得多。最后,从影响的方式来看,在大多情况下,以色列智库发挥影响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通过公共舆论来发挥作用,而不是直接施加影响。这种影响的过程虽然看起来较为缓慢,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的重要性。

  (原文请参见《西亚非洲》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