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政府”心态下的印度对华政策

　　2014年5月，印度大选结果揭晓，印度人民党在人气极高的领导人纳伦德拉·莫迪的率领下取得了对国大党的压倒性胜利。携民望而来的莫迪执政一年，对外政策的主动性和进取性明显增强，与中国竞争并谋求世界大国地位的意图更加强烈，印度的外交政策呈现越来越浓厚的“强势政府”心态。

　　印度“强势政府”心态是如何形成的？对印度外交政策实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印度的对华政策以及中印关系的未来走向将在印度的“强势政府”时期出现怎样的调整与变化？中国又该如何与一个至少在心理上具有强烈自信的印度打交道？本文试图回答以上问题。

　　一 莫迪时期印度“强势政府”的心态基础

　　当前，许多印度政策研究界人士在谈论印度的对外政策时都把莫迪个人的执政地位和施政风格作为印度外交实力的组成部分，认为“强势政府”将使得印度更易于实现新德里的世界大国梦想。耐人寻味的是，让印度朝野各界非常振奋的莫迪政府，其“强势政府”心态并非因为其执政以来印度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出现了迅速而明显的改善。一年来，印度可计量的实力增长并不明显。尽管2014年印度的经济增长表现良好，增长率甚至超过了中国——这一成就是印度多年来一直可望而不可即的，然而印度的经济总量仍然只有中国的1/5。印度的军事技术和国际活动也谈不上取得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就。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莫迪的强势心理并非来自印度实力，哪怕是相对实力的变化，而是印度在推行对外政策时心理层面发生了变化。

　　这一点，在印度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表现得尤其强烈。一年来，印度在对华关系方面，不论是在言论上还是在实施层面，与前任国大党的相对谨慎相比均发生了很大变化。莫迪不但在处理国内经济问题时频频把中国直接作为追赶或竞争的对象，甚至还主动访问了中印存在争议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我国藏南地区）部分地区，其挑衅中国的姿态非常明显。

　　莫迪政府的强势外交由何而来？是缘于印度国际环境有利？抑或是印度相对于自己主要竞争对手的实力出现了明显变化？还是莫迪个人的风格与特色使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要看到强势外交风格是印度的传统。即便是在老成持重的曼·辛格领导的国大党政府时期，印度对世界大国国际地位的渴望也尽人皆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外交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寻求其他国家对印度世界大国地位的承认。由于国际环境相对有利，印度外交并不需要像中国一样考虑主导国家及其附属体系的反弹，中国奉行多年的韬光养晦外交路线又使得印度的强势外交不会受到强烈抵制。印度外交政策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取决于其对现有实力的最大化使用，刻意保留实力以避免国际冲突对于印度来说是不必要的。

　　强势外交风格既是印度追求世界大国地位心理的体现，也是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所允许的。

　　虽然强势外交是印度的传统，但是莫迪的强势仍是过去数十年来印度历任总理当中所罕见的。一则，莫迪政府执政地位稳固，是印度多年未有的多数党政府。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全国民主联盟在543个议席中夺得334席，前执政党印度国大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仅获63席，其他党派获146席。印度人民党政府是数十年来印度第一个稳定的多数党政府，这也使得莫迪成为自拉·甘地以来执政地位最稳固的一位印度总理。二则，莫迪政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人望最高的一届政府。对于莫迪的上台，印度社会各界普遍感到乐观，尽管不得不承认这种乐观心态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此前国大党低迷状态的失望基础上的。然而无论如何，高人气还是给了莫迪更雄厚的政治资源，使他能够按照自己的设想推行更加主动的政策。当然，也给了莫迪相当的政治压力，迫使其必须在短期内做出足以符合其高人气的执政成就，哪怕仅仅是姿态上的。三则，印度人民党是一个教派传统比较明显的政党，印度教民族主义始终是印度人民党核心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工具。印度人民党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指引下，比国大党更加强调印度的国家尊严和民族自豪感，并且往往更加倾向于对外强势姿态。这是可以理解的，草根政党相对于精英政党更加注重以民族主义诉求争取民众支持并非印度所独有。[3]20世纪末，印度挑战国际核不扩散体系进行核试验就是在印度人民党执政时期。实际上，此前在国大党政府执政时期，印度已经基本上具备了进行核试验的能力。瓦杰帕伊总理做出决策进行核试验，往往被人们作为印度人民党对印度大国地位的渴望更加强烈和更加愿意冒险的证据之一。

　　其次，莫迪本人的出身和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党政府的强势外交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印度并不缺乏社会底层出身的总统，但作为印度行政权力的实际行使者，印度总理在莫迪之前还从未有来自社会底层的，甚至是“达利特”种姓。[4]出身寒微的莫迪上台以来，迫切需要用更加进取的姿态来证实自己与老旧的国大党婆罗门精英领导层的区别，更需要用强势来弥补自身在印度种姓体系下的合法性不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莫迪在古吉拉特执政十多年期间养成的强势作风也与他的出身有关。这一作风在其担任总理后自然要延续下去。

　　二 莫迪对中印关系的认知与判断

　　出于以上各种原因，一年来印度新政府的内外政策基调更加积极主动。虽然莫迪政府的积极政策不可能在短期内显著地提高印度的综合实力以及国际竞争力，但其表现出的强势姿态明显提高了印度对自身发展前景的自信心。日渐增强的自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印度的经济表现，并使得印度的国际地位至少在短期内有所提高。莫迪上任以来，印度这个一向慢吞吞的南亚最大经济体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活力四射。2014～2015财年第二、三季度印度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5.7%和5.3%，超过其预定目标。

　　反观中国，正处于经济调整期，2014年经济增长率不仅出现了下降，而且没有达到预定7.5%的目标。此消彼长，一些西方金融话语中立即出现了让不少印度人为之兴奋的语言，在莫迪的领导下，印度经济增长率将在2015～2017年超越中国；到2030年，印度将在规模上实现对中国的赶超。

　　从数据上看，莫迪的确创造了奇迹，起码可以说维持了神话。但是，两个季度的高增长——“印度标准”下的高增长，到底是印度消费者和生产商对“莫迪奇迹”的期待所导致的“信心效应”，还是印度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长期高速增长的区间？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本质性的。然而无论如何，印度朝野上下对华自信心明显增强是毫无疑问的，由此而产生印度对华外交政策更加强势也就不足为奇了。

　　首先，印度方面认为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对印度有利，有助于印度按照自己的设想处理中印关系问题。中印两国实力存在巨大差距，但印度往往在中印关系中表现得更加强势，其原因就在于印度认为中国目前的国际环境和印度比起来处于劣势地位，中国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挤压，在东线海洋方向与日本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关系紧张，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有意图和印度纠缠，甚至有可能需要印度方面的支持。印度则刚好可以从中渔利，以较小的成本获得来自中国较大的回报。印度甚至认为，对中国保持一定压力，更有助于提高中国对原本并不在中国国际战略中心位置的中印关系的重视，利用中国在中印关系中“求稳”的心态，迫使中国接受印度提出的主张。

　　其次，印度认为中印两国现在都是“强势政府”，有可能做出历史性的战略决断。莫迪在印度人气极高，中国在中共十八大后所发生的变化也给印度留下了深刻印象。印度认为，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是这两个国家20多年来罕见的强势领导人，足以克服国内的政治和舆论阻力，做出重大战略决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印度所说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有条件的，是希望双方以印度所主张的方案来展开旨在解决问题的谈判，并不是不设立场地在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出于上述心理，印度在涉及领土争端以及“一路一带”等中印关系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就明显要比国大党政府时期更加积极和强势。

　　三 印度在中印关系若干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目的

　　（一）中印领土问题

　　在中印领土问题上，印度急于“一揽子解决”但不会做出任何实质让步。一段时间以来，每逢中印两国举行高层接触时，印方总会有媒体“披露”所谓中印两军在边界地区发生对峙甚至冲突的消息，制造杂音，甚至试图劫持访问议题。这一手法几乎成了“惯例”。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前夕，印度大肆报道所谓“帐篷对峙”事件，最终中印两国政府不得不在访问期间用大量时间澄清印度媒体制造出的众多谣言。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印度媒体故技重演，炒作“中国军队入侵拉达克”，对中国国家主席八年来的首次印度之行增加了一定的杂音。

　　如果说上述小动作只能代表印度媒体对中印关系的固有偏见，并试图在中印高层互动过程中以耸人听闻的报道博取眼球的话，现任印度总理莫迪在已经确定将于2015年上半年访华前，仍然执意到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去“视察”，这是印度历任总理首次到访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显然带有更强的政治动机。莫迪目前在印度的民意颇高，并不需要依靠制造新闻噱头来提高支持率，其“视察”行为无法简单地用印度国内形势的需要来解释。实际上，印度媒体此前的炒作和莫迪对“阿鲁纳恰尔邦”的“视察”，反映出印度对当前中印关系态势以及边界问题的真实态度，印度希望尽快解决边界问题，其行为具有很强的对华施压动机。

　　一段时间以来，印度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就边界争端中的两个问题对中国进行试水。一是反复要求中国确认所谓“中印边界问题应该尽快解决”的表态是有诚意的；二是不断强调当年是中国方面提出了“以东换西”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要求中国表态这一建议仍然是中国提出的有效建议，中国的立场没有后退。

　　印度现阶段在边界问题上的主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尽快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国主动提出“以东换西”，并以此作为谈判前提。其实质是要求中国放弃对印控藏南地区，也就是大部分“阿鲁纳恰尔邦”领土的主权要求，至于西部争议领土和达旺等小块争议，中印双方可以谈判。

　　印度之所以做如上盘算，是因为印度方面很清楚，不管印度如何自我表现，中印两国都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将越来越大，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领土问题拖延得越久，对印度“收复”哪怕只是中国控制的阿克塞钦地区就越不利。而且随着中国西藏基础设施网络的完善，印度对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实控也会出现不稳定因素，因而印度急于在边界问题上取得进展。

　　尽管印度更加急于取得突破，但印度并不会主动提出解决方案。印度方面的考虑是由中国主动建议“以东换西”。这样，中国势必承认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属于印度，而对于西段的争议地区，印度再逐段和中国进行谈判。由此，一方面，印度取得了对“阿鲁纳恰尔邦”领土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印度则把中国推到率先在领土问题上做出妥协的地位，以缓解其国内压力。2015年初莫迪去“阿鲁纳恰尔邦”的动机，就在于展现印度在中印东段争议领土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为其来华期间双方在领土问题上的交锋预设立场。此前一段时间，印度各种智库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反复谈论多年前周恩来总理曾经建议“以东换西”的方案，既是对目前印度所持想法的试水，也是在制造这一方案不是印度主动提出的舆论认知。

　　但是，印度方面并不真正寄希望于彻底解决问题，它要的是营造一种印度对中国取得优势的气氛，以彰显印度的国际地位和莫迪本人的政治地位。实际上，以目前莫迪和印度人民党在印度国内的政治地位，在边界问题上做出小部分让步，以换取中国放弃对藏南领土的主权主张也是不现实的。莫迪并不是印度半个世纪以来最强势的总理，他目前的高人气是印度选民以及媒体对此前国大党政府深厚的不满情绪和对未来的求变心理所累积起来的。这种高人气和当年美国民众对奥巴马的态度一样，具有很强的主观期待成分。这种期待并不会转化为莫迪做出重大决策的民意基础，相反，很容易因为莫迪的施政与自己的心理预期不一致而滑向另一个极端。目前，奥巴马的超低民意和2008年的超高民意是存在相互关联性的，莫迪的情况与之有些类似。所谓的强势莫迪，其可持续性还是需要观察的。中国在处理涉及印度和中印关系的问题上，不应该过度夸大莫迪的个人作用，应该从两国互动和长期发展趋势的角度看待问题。

　　（二）印度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立场

　　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印度不会明确反对，但也不会积极参与。自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启动以来，印度的角色和地位一直是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所讨论的热点。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必须争取印度参与“一带一路”，而莫迪在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期间也表露出了赞同的态度。但是，必须看到，印度对“一带一路”始终心存疑虑，并在积极采取措施平衡中国的影响。

　　毫无疑问，印度是“一带一路”沿岸的重要国家，其潜在的市场价值和重要的战略地位都使得印度比其他国家更有助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然而，要看到，印度称霸印度洋的野心是根深蒂固的，印度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朝野，都认为中国参与印度洋事务不论其性质如何，本身就是对印度利益和特权的威胁。没有“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维护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超级大国地位会更加有利，而印度本身的工业化进程包括其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引入第三方资本和技术来实现，即使需要与中国合作，仅靠印度的市场就足以吸引中国企业的投资，无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基于上述考虑，尽管印度对“一带一路”做了积极表态，但没有也不会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响应动作。

　　不仅如此，印度还试图推进自己的区域合作规划以平衡或对冲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莫迪上台以来，先是把原本无甚回音的“东向政策”提升为“东进政策”，并且推出旨在提升印度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合作水平的“季风计划”。2015年春，莫迪总理启动了对斯里兰卡等印度洋国家的访问，以落实“季风计划”。虽然就印度的能力而言，“季风计划”完全不可能抵消和排斥“一带一路”，但这一计划反映出了印度方面在开发印度洋、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和中国竞争的一贯心理。印度知道自己的“季风计划”前景并不乐观，但这绝不意味着印度会和其他印度洋沿岸国家一样成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归根结底，印度并不愿意看到“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成功。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印度只会以待价而沽的姿态处理“一带一路”问题，不断向中国提出要求，并把对“一带一路”的参与和中印问题挂钩，试图利用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急切心理而胁迫中国在其他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

　　四 “莫迪神话”与印度发展的不确定性

　　印度的强势外交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是在处理对印关系以及看待印度在中国周边战略地位的问题上，仅仅看到印度的强势外交表现是不够的，还必须衡量印度强势外交可能产生的实际后果。虽然莫迪的强势外交表现抢眼，但其可持续性以及实际效果还是令人质疑的。

　　首先，在经济上，印度的发展前景并非一片光明。印度多年来始终没有摆脱对全球化的恐惧感，不愿意开放市场，让本国企业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外国投资者进行公平竞争。至于像当年的中国一样，以超国民待遇吸引外国企业，强迫本国企业与之进行不公平的竞争，对印度来说根本就不可想象。在这方面，印度的民主制度与其说是市场经济的保障因素——很多西方分析人士一直把这一点作为默认的公理，还不如说是束缚。在现实当中，人们却经常会看到印度式的民主制度顽固捍卫地方和局部利益，视市场精神为奇谈怪论，甚至以民主的名义践踏市场规则。

　　其次，在社会动员方面，印度适龄人口就业率明显低于中国，而且印度人口年龄结构远比中国年轻。这固然意味着印度理论上拥有更大的劳动力潜能，但劳动力从来不是适龄人口的简单相加。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种姓制度以及对妇女的长期歧视，从而使得相当一批适龄人口根本无法进入市场成为有效的劳动力资源。印度要想让庞大的适龄人口都转换为有效劳动力，就需要展开一场针对种姓制度的全方位社会改革，这场改革的难度和意义甚至会超过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大部分革命。

　　印度奇迹如果要持续下去，必须实现资本和劳动力的双重自我解放。前者意味着经济运行在全国的真正市场化，打破披着民主制度外衣的官僚体系对经济的干预和钳制；后者则意味着实现全国性的以财富作为衡量人的地位的标准，以激发印度普通人发财致富、改变命运的欲望。

　　释放资本的力量，释放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在市场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手段，也是中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完成的最根本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解放了资本，在人的方面，则先是通过新中国的建立，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完成了全国性的社会动员，继而又通过改革开放，释放了人的创造力。这两条“经验”对于印度来说，没有一条进行过长期且有效的实践。造成这一结果的恰恰是印度由精英建立并始终由精英把持的民主制度，印度的民主制度既保证了资本的特权，又限制了人的社会垂直流动。这种制度设计所蕴含的结构性问题，在印度不需要任何数据，只要走在大街上，就可以清晰地呈现在观察者的面前。莫迪的任务，就是要打破官僚体系对资本的过度保护，以及等级社会对人的限制。

　　固然可以争辩说，释放资本和人的欲望的过程所带来的社会撕裂、环境破坏，甚至精神沦丧也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可能造成一个社会的自我毁灭。然而没有经历这一切，就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进而创造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历史上的任何大规模经济体都不曾实现过。

　　莫迪当年在古吉拉特曾经用自己的强硬意志吸引外来资本激发本地就业，小范围地尝试过资本和劳动力的“解放事业”，其中的一些举措甚至成为印度媒体和产业界至今津津乐道的传奇。担任总理7个月以来，这样的传奇在莫迪身上却不再出现，或者是重任在肩的莫迪自觉、自动地变得小心谨慎，或者是身居中枢，羁绊和束缚自然远非偏居一隅可比，难以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但是无论如何，人们不应该高估“莫迪神话”对印度古老社会体系的冲击能力，至少不能用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数据和感受就推断出未来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趋势。

　　五 中方处理对印关系的若干思路

　　就实际效果来说，印度的强势外交也有着外在表现与实际效果之间的落差问题，印度并不具备与其宣称的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实力。在其推进外交政策目标时，往往也缺乏跟进并取得效果的能力。印度在当前国际体系下不是主导国家，在印度洋区域也不是其宣称的秩序制定者。印度所酝酿的地区合作机制缺乏影响力，其经济发展的前景亦存在诸多变数。就外交实践而言，印度仍然是国际体系的追随者而不是秩序的制定者。印度的实际国际地位并没有因莫迪的上台而提高，提高的只是印度的自信心以及一部分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期望值。中国在处理对印关系时必须考虑到印度发展的长期可能性，以及决定其走向的结构性因素，而不是短期内令人眩目的表现，特别不能是印度方面对外传递出的所谓强势信息。

　　首先，中方应该认清莫迪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真实意图和谈判底线，并在此基础上慎重处理边界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十分复杂，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中方在尽快解决边界问题上的表态应该更加慎重。此前我国政府的表态也一直是既强调尽快解决的诚意，又申明解决问题的难度。这一态度是平衡而理性的。但中国应该看到，印度媒体惯于断章取义，往往只抓住中方曾经表态要尽快解决问题这一点，避而不谈中方同时也在强调解决问题的难度。这种做法此前已经在印度各界造成中国急于解决问题的印象，而中印边界问题难以在近期内取得重大突破的现实又使得印度能够指责中国在改善中印关系和解决历史问题方面缺乏诚意。对此，中国应该坚定重申立场，首先强调边界问题的复杂性，适度表态愿意与印方合作推动问题的彻底解决。

　　中方应在领土问题上明确否认存在“以东换西”的计划。实际上，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正式向印度提出过这一主张。“以东换西”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是对20世纪60年代中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非常草率和粗疏的概括，与事实存在巨大差距。中国的主张应该是中印边界问题的争议要分段处理，就东段谈东段，就中段谈中段，就西段谈西段。哪里有争议谈哪里，没有什么交换方案可谈。

　　中方还应该适时适度地加强在边界争议地区中方的军事和经济活动，顶住并适当回击印度方面对中方实控地带的蚕食。印度的蚕食行动自1962年边界战争之后并未停止，当前在某些地区仍然继续，比如在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普兰、札达等县，当地牧民关于印军驻扎点向前移动的报告时有所见。对印度的小动作，中国切不可等闲视之，更不能息事宁人，如果中方不能采取断然措施将印军逐退，双方就边界实控线的未来走向进行交涉时就会陷入被动，而且中方的忍让只会使一心认为在领土问题上具有某些优势的印度变本加厉，不但继续蚕食中方实控领土，而且还会强化其每逢中印双方举行重大高层接触时就炒作边界问题以牟利的企图，为管控中印边界分歧增添难度。中方应该真正坚持“不惹事、不怕事”的原则，强化军事力量的前沿存在，对印度的企图形成有效威慑。应该看到，反复发生边界对峙事件，同样可以产生降低其舆论关注度的作用，未必对维护中印关系基本稳定的大局有害。

　　中方在争取印度参与“一带一路”问题上要坚持与边界问题脱钩的立场，避免让印度产生幻想。在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上，中方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要考虑印度参与可能带来的利益，也要认清印度在这一问题上狐疑和渔利的心理。要更多地强调“一带一路”战略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少谈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特殊战略价值。这一价值可能是存在的，但中国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中国谈论得越多，印度“奇货可居”的心态就越强，中国就越不可能获得印度的支持。中国应该明确强调“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合作性质，拒绝任何将政治、安全和领土问题与“一路一带”结合起来的主张。

　　其次，中方争取印度参与“一带一路”要实事求是，尤其不能把印度的参与与否作为衡量“一带一路”战略成败的标准。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印度实际上只有三个选择：一是置身事外，既不参与也不反对；二是积极参与，吸引中国资本主要流向印度；三是不但拒绝参与，而且努力破坏中国和印度洋其他中小国家之间的合作。

　　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印度采取的应该是第二个选项。印度不需要担心中国在印度洋修建的港口会威胁印度的国家安全。印度作为一个拥有核武器和航空母舰的国家，不应该没有起码的胆气。而且，如果印度努力吸引中国资本，以印度庞大的市场潜力，显然会获得相对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甚至是它们总和的更为丰厚的回报，印度完全可以做到让中国资本把印度作为在南亚的主要目的地。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中心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其对中国的话语权也将进一步增大。

　　如果在这一选项下，中印两国在“一带一路”的实现问题上的确是相互需要的，也能实现共赢。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和印度的很多乐观主义学者认为中国需要印度的原因。但是，这种需要是相互的，并不能推导出中国“应该努力争取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建议来。因为即使中国不争取，印度也应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参与进来，中国的所谓争取，根本就是画蛇添足。

　　如果印度对中国的建议不感兴趣，既不参与也不反对，对中国而言也并非巨大损失。中国失去的无非是进入印度市场的某些便利。这些“便利”中国固然可以去争取，但必须限制在市场经济规则和规律范围内，而不能向印度让渡过多合作利益。这不但是因为如此行事对其他参与伙伴不公平，更是因为不符合市场原则的合作最终会走向“流产”，这反而会导致中印关系受损。要么中国必须支付更多的补贴以使其维持下去，这种维持的意义又何在呢？

　　其实，人们最担心的还是印度采取第三个选项，即出于对中国的疑虑而试图阻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这一点虽然与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和印度总理的会晤成果相悖，但其理论和现实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如果真的不幸出现了这种情况，中国固然应该继续努力澄清自己的战略意图和政策意图，以“增信释疑”，但同时中国是否应该致力于通过各种努力，说服印度放弃对抗性的战略选择，甚至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呢？

　　中国做出的选择恐怕应该恰恰相反。如果印度把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定义为对印度的围堵——印度媒体一向如是表达，中国是无法说服印度的，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中国没有恶意。而时间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一带一路”能够阶段性实现并给印度洋沿岸国家带来实际并且可以感知到的好处。如果中国担心印度的阻挠而放缓对其他国家建设项目的参与，甚至执拗于把印度的赞成作为前提条件，结果必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功败垂成，让时间证明“一带一路”的希望也就不存在了。

　　最后，即便印度要阻挠“一带一路”建设，印度有这个能力吗？“一带一路”主要是经济合作项目，印度在这一方面和中国并没有可比性。印度要阻挠中国，只能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其结果不是拉近印度和印度周边国家的关系，而是使这些国家与印度更加离心离德，从而以更迫切的心态寻求印度洋区域外大国对印度洋经济乃至安全秩序的参与，这反而加强了中国的地位。中国应该做的恰恰是以更加积极的建设者姿态去对抗地区发展的阻挠者，而不是屈就于阻挠者。

　　归根结底，“一带一路”如果在印度洋站稳了脚跟，印度的参与是迟早的事情。“一带一路”如果站不住脚，印度参不参与就都无所谓了。因此，争取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可以成为中国的姿态甚至诉求，但无论如何，争取印度参与“一带一路”不能成为中国的政策目标，更不能成为“一带一路”成功的条件。换言之，为了争取而争取，是最要不得的政策。